2010年的中国社科院《全球安全与政治》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由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构成的投资移民热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据报道，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克里斯·拉迪甘表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通过投资方式获得签证的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7成左右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不仅如此，加拿大也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理想之选。据加拿大研究报告称，投资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创下每年20亿加元的贡献。其中，中国大陆和港台投资移民位居投资移民来源地的前三位，而近年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更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2010年各国投资移民金额的争相涨价，反而促进了国内投资人的消费欲望，申请人数呈“爆发”的趋势。一些移民公司的信息显示，以申请加拿大移民的人数为例，平时每月只有300—500名申请人，从2010年的9月开始至今，猛增至每月1200人左右。

　　投资移民，可以通过投资于目标国政府批准的投资基金或商业项目而获得投资国身份，从而享受等同于投资国国民的福利和保险待遇。

　　有报道称，2009年的加拿大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60万元人民币)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纵观新一轮移民热潮中人员的组成，多为30至40岁的社会中坚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资本。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投资移民热潮涌动的背后，中国丧失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宝贵的人才资源，后者的价值很难计量。

　　多种因素合力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当今世界，移民浪潮的形成并不足以为奇。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商人会选择跨国投资以增强财富的积累和保障财产的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会促成知识精英选择合适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发展，利用更优化资源获得更大成就。

　　在21世纪头10年兴起的投资移民热潮不同于70、80年代的留学热和90年代的技术移民热，是在特定时期中具有中国特色背景下形成的。

　　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得新富阶层成为这个社会“耀眼的明星”。在通过数年的财富积累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转型期的中国相对匮乏的东西：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等。因此，新富阶层希望通过移民的方式尽可能获得更加理想的生活环境。于是，他们对拥有严谨的法律政策、完善的福利制度、环境优美以及适宜气候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老牌发达国家倍加青睐。

　　当然，将移民比作个人与国家之间所做的一项生意更能形象地说明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加拿大这些移民国家普遍缺乏资金、经济复苏乏力，为了保障本国公民就业率、发展本国经济，只能收紧技术移民政策，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想通过与移民的“买卖”关系来吸引投资的话，对于投资移民群体来说，也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

　　得失之间冷暖自知

　　投资是一种存在风险的行为，获得与失去共存。对于选择投资移民的国人来说，投资项目的选择是个难题。

　　就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机构向投资移民提供担保。分析人士认为，倘若投资项目中风险因素发挥效用导致失败，在没有赔偿机制的保护下，资金的投入只能是有去无回。这实际是一场金融游戏，中国申请人的获益空间并不大。

　　投资盲目性也成为申请投资移民失败率增高的一大原因。国人经常选择用国内的视角来衡量国外的投资领域和行情，不能全面客观地做出分析。

　　投资门槛的逐渐增高也成为中国申请人的拦路虎。澳大利亚实施的新移民法案中，提高了对投资移民家庭净资产的要求。同时，还对申请人所在公司的类别、年营业额、股份比例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加拿大也将投资门槛提高一倍，达到80万加元(约520万元人民币)。

　　新加坡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约768万元人民币)提高到250万新元(约1280万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认可，忍受亲人分离的痛苦等，也都是投资移民群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渐起的投资移民风潮吹过中国大地，既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也引领了一种新的潮流。虽然媒体出现了各种质疑声，怀疑论也甚嚣尘上，但从中国人开始有选择地进行地理迁徙这一方面看，投资移民开启了新的纪元。

　　来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