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夫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电气工程师，到加拿大读研究生，和我同一个导师。这小伙子很聪明，也爱帮助人。印度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一样，不像西方人那样热衷于聚会，都把时间用在学习上。我和拉吉夫两人每天从清晨到半夜都在实验室看书、上机、做实验，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熟悉以后，拉吉夫开始跟我谈一些时事政治和中印两国的概况。开始，我本着中国人的谦虚美德，在谈论中国时，既谈优点，也谈不足，但我逐渐发现，拉吉夫经常贬低中国，很明显在宣扬“印度优越论”。

　　有一次，我们谈到诺贝尔奖。拉吉夫说，印度的泰戈尔获得过文学奖、喇曼和昌德拉塞卡获得过物理学奖、霍拉纳获得过生物化学奖、特雷萨修女还获得过和平奖；而中国没有人获得过任何诺贝尔奖。我立刻举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的例子，可他却说：“他们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事实上，霍拉纳和昌德拉塞卡也都是美籍印度人。拉吉夫好似充耳不闻。

　　谈到语言时，他说中国人最多会说两种语言，而印度人一般都掌握好几种语言，他至少能听懂13种语言。我问他：“都是哪些语言？”他说都是印度各民族的语言，还在纸上写出这些语言的名称给我看。他究竟会不会我无从考究，因为印度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次，我到拉吉夫办公桌前跟他谈一件事，他一边与我交谈，一边好像漫不经心地将一份《多伦多之星》报纸摊在桌子上，目光不断在我和报纸上的一张照片之间来回游移。我这才注意到上面有一张在中国拍的照片，是一个中国老人在拾破烂。报纸显然是他事先准备好的，我装作没看见。报纸上印度穷人的照片也经常看到，我想拉吉夫也是故意“看不到”的吧。

　　在各个方面，拉吉夫都想压我一头。比如，他说印度的非暴力革命比中国的暴力革命好、印度的历史比中国长、印度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经过几次交谈，我发现跟他说话不能太客气，于是开始反击。

　　拉吉夫经常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家族是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信印度教。他经常对中国人的信仰说三道四。他说：“你们中国的佛教，还不是从印度传去的。”我马上说：“既然佛教那么好，怎么印度人自己都不信？可见经不起历史考验。况且，中国信佛的人比例非常低。”于是他又攻击我：“你们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绝大部分都没有信仰？”我立刻回击：“世界上的宗教那么多，上帝那么多，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宗教是正确的，哪一个上帝是真的。”

　　拉吉夫住处没电话，经常到我的房间打电话，有时就在我家蹭饭吃。身为印度教徒，他不吃肉类，但吃鸡蛋，这令我很意外。我问他原因，他解释说：“我在印度当然不吃鸡蛋，因为印度的鸡是散养的，鸡蛋有可能受精。加拿大的鸡是农场养的，一直关在笼子里，不可能受精，所以不会有生命。”对这种书生式的解释，我只能报以苦笑。

　　不过，不和我辩论时，我觉得拉吉夫还是一个很单纯、很可爱的人。一天晚上，拉吉夫慌慌张张跑到我桌前，说自己的眼睛突然出了问题，什么都看不见。我问他：“白天怎么样？”他说：“白天还是好好的。”我听母亲说过，困难时期她们极度营养不良，很多人都得了夜盲症。于是，我告诉拉吉夫，一定是因为他不吃肉类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他问我怎么办，我调侃他说：“这病很容易治好，只要到唐人街买点动物肝脏煮了吃，明天就会痊愈，而且羊肝最有效。”他听了大惊失色地说：“完蛋了，我可能要瞎了。”第二天晚上，拉吉夫又兴高烈地来到我桌前，得意洋洋地说：“你别想骗我，我看过医生了，医生给我开了维生素A，说并不一定要吃动物肝脏。”

　　尽管和拉吉夫经常激烈辩论，但我们还是朋友。我相信，他与我辩论完全是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告诉他，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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