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接到某部门通知，说要在咱家门前掘地几日，修复地下管道，这几天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街上。

维修部门效率高，五六天完工，并在最后一天深夜时分清场撤离。第二天清晨，我们轻轻踩过新修好的门前人行道，看到夹在车子雨刷后的停车罚单，说是我们违反了车辆不能在小区街道停过夜的条例，每辆车罚款四十元，共罚八十元。谁还敢说加拿大政府部门办公室效率低下？不只是维修部门，连抄罚单的都来得飞快。

对这两张罚单，我们当然不服气。我们冒着车子被偷被损坏的风险，将其停在大街数日，为的是做一个配合市政建设的好市民。好市民怎么可以被冤枉？当时急着去上班，只能把罚单的事放在一边，来不及想应对措施。中午休息时拿出罚单仔细看了看，才知道不服可以上诉。为了上诉时能拿出证据和理由，我马上开车回家，用相机拍下门前新修的路面，几天后再按照罚单上的地址，到指定的办公室申报。

办公室工作人员问：“你有证明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打电话给维修部门，他们可以帮你解决这个事。”还真不巧，我早把维修通知单当垃圾给扔了，谁知道它这么有用？没证明 就只能申请上庭，具体时间等候通知。

这个等候过程，从去年初夏到今天初冬，历时近一年半。政府部门日理万机，没时间应付80块钱罚单这种小事。这一年半里，多少次清理相机内存，我们都不忘提醒自己，有几张照片不能删，它将是我们上庭的证据，只有通过相机展示给人看，才能说明它的拍摄时间，说明我们没有作假。

接到上庭通知，老公不放心地说：“不巧，那天我刚好要出差，你搞得定吗？”

我充满信心：“放心，你老婆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说说看，你怎么打这场官司。”

“我们的相机里有照片，”我说：“这已经是最好的证据。另外我还可以拍几张房间内的照片，说明我们家没有租客，车库够自己用，完全没必要把车停到街上去。”

老公补充：“对。最好再叫邻居写个证明信，证明那几天我们家门口确实在施工。”

我笑：“这也太夸张了吧，不用麻烦人家，自己有照片就行。”

那天上庭时间是下午1 点半。这么严肃的事情不能迟到，于是我不到十二点就出发，还带上一本业务书，供排队等候时阅读。上庭大楼前的停车位好象不多，而且要收费。我除了车技差，对各种收费机的使用也不灵光，于是想把车停在附近的商场门前，再走到上庭大楼。在商场门口准备停车时猛然发现，有两个保安打扮的人在给车辆开罚单，吓得我赶紧逃窜。为打一个罚单而吃另一张罚单，太不划算，还有辱好市民的名声。

将车停在上庭大楼后，下车交费，发现收费机的使用很简单。平时又懒又依赖老公，才以为自己不行，其实什么都要自己试过才知道。法庭门口，工作人员说我来得太早，还没开门，过一个小时再来。大楼里人来人往，连个坐下来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停车场，多付了一个半小时的停车费，回到车上看书。停车费共计八元，为了不辜负这花钱买来的光阴，看书更加认真，啃下两个枯燥的章节。

1点15分，时间差不多了。进入上庭区，就象上飞机前一样，要经过安全检查。工作人员要翻你的包，再用仪器检查你有无随身携带危险品。检查后刚坐下，有一位同胞上前来问：“你讲普通话？”我说“是的。”他告诉我，他是翻译，可以为我提供协助。这点小事，我觉得用不着翻译，否则也不敢一个人前来。但如何政府提供免费翻译，为人民服务，我们也不拒绝。

1点半，工作人员宣布本庭开席，可以入场。前来的十多人，排队登记名字后，在位子上乖乖坐好。登记时工作人员问：“你服不服这个罚单？”当然大家都回答：“不服。”服从了谁还会到这个地方来？几分钟后，另一个工作人员庄严入场，在主席台就坐。此时，大家被通知关闭手机和一切摄录设备。这场面，让人误以为法官来了。我把照片从包里拿出，准备随时亮出有力证据，一洗冤情。那照片，事先用A4大的照片纸，彩色打印好，十米外都能看到新旧路面的痕迹。 不管大事小事，咱不打无准备的仗。

岂料，那工作人员并不是法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到会人员一一召上前来，宣布：“今天法官没来，你的罚单取消。”轮到我时，宣布之后他还加问一句： “这两张罚单是你的名字吗？”我战战兢兢回答：“不，是我先生的名字。”难道我们没办理正确的授权手续？可是罚单上并没要求授权！工作人员笑了：“你把罚单的事情解决了，很好。回家别忘了让你先生请你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连忙说声“谢谢！”拎包离开。

等了一年半，精心准备的罚单纠纷，就这么轻松地，儿戏般结束。想来也是，法官多忙啊，哪有时间花在区区几十块钱的停车官司上。在等待上庭的时间里，无论是超速驾驶的、违章停车的、或是我们这样被冤枉的，想到自己有告票在身，凡事都会小心些，免得再添麻烦。难道政府的原本用意，就在于它的教育意义和威慑力，而不在于惩罚本身？又或者，这个解释只是我等良民，为政府的低效率找到的借口？不管怎么说，今天把罚款单的事搞定了，上庭长见识了，还顺带认真学习业务书，不枉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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