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一向比较看重和邻居的关系，处得好的，比自己的亲戚家人都管用，叫作“远亲不如近邻”。谁知到了外国，想靠个好邻居还真非易事。

　　话说我在多伦多的第一个家，租的是一对白人夫妇的阁楼，高高在上。打开东窗，可以看见绿草坪上五颜六色的秋千滑梯，从西窗望去，是一条青苔满布的小道。这个社区多老人，秋千滑梯望过去常常是空空如也；绿苔小道很少行人，似乎也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从咯咯吱吱的楼梯声响判断，楼下应该有人居住，但似乎总是机遇不巧，没有见面的缘。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常常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好容易熬得租期满，就赶紧换房搬家了。

　　吃了头一次房租过高的亏，这次我吸取教训，在“印巴区”找了个便宜的。房东一家占了底层，只出租二楼。二楼大、中、小三间屋，最小的一间只要两百多块，价钱实在诱人，但我看了看，等放下一张床后，也就没有多少活动的余地了。虽说省，也不能太克扣了自己是吧，于是我挑了中间最大的一间，也才三百多块，就是它了。

　　等我搬过去的时候，我的左右也都住上了人，我心里还偷偷地乐：这回不但省了许多房钱，还捎带了两个邻居，值！房东告诉我那两个也都是单身女人，一个印度人，一个葡萄牙人。这更让我高兴了，要知道我们仨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如果夹个男人多不方便啊。
　
　　安顿下来后，我继续打我的一天“朝八晚六”的寿司店的工，我的邻居们似乎比我舒服得多，每天我起床洗漱的时候，她们的房间还都是鸦雀无声的。不过等晚上我想睡觉的时候，她们那里往往是电视声、音乐声、嘻笑声，一片喧哗，有时直闹到天明才罢休。

　　这样晨昏一颠倒，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建交的事也就进展得很慢。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吧，我的右邻，那个印度女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冰箱里的东西少了什么？好像有人在偷我的饮料喝。”我将信将疑地打开冰箱看，她放在中间的一层，是一箱罐装饮料，已经打开了，少了好多罐。再看看我的一层，只有面包和蔬菜之类，也实在没法点数。就问她：“你确定没弄错？”。她说：“不会错，我昨天还特意数过。”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属于那个葡萄牙女孩子的一层：空荡荡的，只有半条面包、一罐花生酱和几片奶酪。听说那个女孩子失学离家，又没有工作，还天天呼朋唤友地开聚会，猜也猜的出谁干的。为了几罐饮料，似乎也不值得大动干戈。印度女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也耸耸肩，只好自认倒霉罢了。

　　这么一接触，印度女人同我的话开始多起来。告诉我她其实来加拿大半年都不到，还没有合法身份，有个印度男人有意于她，也许能帮她解决身份问题。我记得隐隐约约见过一个来这里走动的印度男人，又老又黑，实在不敢恭唯。我只是婉转地说：“你还年轻嘛，应该有很多机会。”

　　她吃吃地笑了，说：“别人也都这么说，实话告诉你，其实我都五十多了。”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她怎么看也就是三十多的样子，撑死了也就四十。她见我不信，转身回屋，不一会儿，拿着一张照片出来了：“这是我的孙子”。往老了编自己的年龄，似乎也不合情理，我自然信了她。不过总还是有些吃惊。

　　因为两个人混得有些熟了，她一见我进厨房，就跑来跟我说话，我倒也高兴。谁知有一天，她笑嘻嘻地递给我一个玩意儿，我一瞧，原来是两个赤条条抱在一起的男女的小雕像。我知道她并无恶意，自以为有趣，所以拿来给我看。但我心想都这把年纪的女人了，怎么还跟二百五似的，从此懒得理她。

　　有一天我做饭，饭上了锅，就回屋写信去了。等闻到一股糊味冲进厨房时，锅子的橡胶把手已皱得犹如日本长寿老妇的手！这口锅看来是在劫难逃：我烧过一次，我的葡萄牙芳邻烧过一次，这次是第三次，终于没有逃脱噩运。我正气无可出、嘟嘟囔囔地清理着残局，我的葡萄牙邻居走进来，“你好吗？”,她对我说。我吃惊地看了她一眼——要知道这姐们很少主动跟人说话，每次在厨房碰到了，不是披头散发，就是神情恍惚，带着两只黑眼圈……她的煞白的脸总是包裹在一堆仿佛爆炸过的栗色头发里，眼睛上下总是涂抹着青紫乌黑的颜料。每次不发一声出现在我身后，总是吓得我半死。修长丰满的身材，看上去有二十七八的样子（乖乖，其实她才十六岁）。

　　这姐们自从搬进来，就没少给我添乱。起初念着她是个小女孩子，又身处不幸，我总是主动主动打招呼，主动聊天，东西有借必给……不过她似乎并不领情：音乐开得震天响，门要摔着才能关，从不主动倒垃圾……

　　这天连这姐们似乎也一副雨过天晴的样子，我的好奇心有些蠢蠢欲动，就多起事来：“你怎么样？还在吃药？”。上次她擅自使用并烧坏了我的锅，说是因为她在“吃药”。这姐们儿倒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论我问什么，即使有涉及“隐私”之嫌的问题，她都不会搭起架子拉下脸子，像通常的白人同志们那样，来句“这与你无关 ”。
果然她毫不在意地回答：“是的”。

　　“你是在吃……？”， 我想索性刺探一把别人的隐私，因为我怀疑这姐们在吸大麻什么的。

　　“是治胃痛的。”

　　我将信将疑，也不便深究。“谁替你付钱？”。这可不是我多事，因为她告诉过我，她是被她爹从家里“踢”出来的。

　　“我父亲。”

　　“噢，那么他开始管你了？”

　　“不是，是我爷爷奶奶的钱。 还有我的男朋友， 他给我零用钱。”说到她的男朋友，她的酒窝加深了，“我男朋友已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医院做清洁，下星期一开始。”

　　“那真祝贺你”。我这可是真心实意：一来她生活有靠，我放在冰箱里的东西也少一些不明不白失踪的危险；二来她不必日日待在家里，我也少几分被重金属乐烧坏的危险。

　　“你的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他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了……他做木工，是继承他父母的生意。”

　　看她开心的样子，也不由得也替她高兴。一时间把她制造噪音、烧坏我的锅子、不倒垃圾、擅自取食我的食物等等种种坏事也原谅了大半。（说实话，我这个人虽说还不是基督徒，可行为举止已经似乎很接近了。）尤其当时因为自身无亲无友处世艰难，对别人的不幸境遇也多了些宽容和理解。“我听见你咳嗽，抽烟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知道。不过我抽烟已经很久了， 以前一天抽两包”。

　　我回到自己的屋子。她的滚石乐也随即响起来，不过音量已有所节制。自从她烧坏我的锅而我又没有追究其责任后，她似乎开始变乖了些。她的门上贴着乱七八糟的骷髅头剪贴画，画下面悬这一张纸条，好像是她的男朋友的留言。留言的内容我不便细看，但句末“I LOVE YOU”，几个字却大得一眼便可看出。

　　但是听说后来她并没有去医院做清洁工；听见她的妈妈“宝贝宝贝”地叫着冲进来，身后跟着几个更小的男孩女孩，不一会儿又旋风般地刮走了，她还是一个人继续留在这里，继续“共产”着我们的冰箱。

　　有一天我在店里受了气，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几罐酸奶又不翼而飞了，就气冲冲地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冰箱上：“请把手伸向你自己的食物，这里不是“福利社！” 纸条贴了一天，后来我气消了，就扯下来扔了。不过我冰箱里的事物倒还真保全了几天。

　　跟左邻右舍都闹僵后，我又把头缩回来，过起了自己的蜗居生活。（其实想安静都不能，她的音乐吵的人几乎神经衰弱）。

　　过了一阵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突然惊喜地发现我不用堵着耳朵也能看书了，静得叫人才都不敢相信。我经过邻居的门去厨房，把她门上的骷蝼头多看了几眼，真怀疑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等到了厨房一看，就傻眼了：冰箱里空空如也，我存在那里的东西，除了几瓶中国调料以外，全都不翼而飞。我揉揉眼睛，又打开冷冻室，我的薯条、鱼块和一包鸡腿都统统不见了。

　　我猜猜得出发生了什么事，就下楼去找房东。果然他告诉我，那个葡萄牙女孩子搬走了，是他叫她走的。自从她来了以后，他老婆成天跟他抱怨楼上的噪音。而且，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不想以后这里有麻烦。”

　　我重新买了食物放进冰箱里，这件事也就渐渐淡忘了。但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青眼乱发的少女形象时，总会不由自主想起我的芳邻。不知她的父亲有没有接她回家去？不知她是否还在靠“共产”邻居的冰箱以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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