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3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以访问学者到美国，在世界著名骨科研究专家克林顿教授指导下，参与“高频率低强度压力刺激小梁骨生长”课题研究，并在石溪大学学习工作三年，有多篇研究成果在美国专业学会交流发表，获美国移民局颁发的“特殊人才”绿卡。我已在美生活了十多年，现任美国精益针灸医疗服务公司总裁。当年出国前那段经历，仍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记忆犹新。
　　
　　朋友的经历是我的前车之鉴
　　
　　应该说，我的出国与朋友肖是密切相关的。肖是我在国内原单位的同事，此人反应快、工作认真、讲究效益、为人直爽、不藏心计、不缺幽默和灵活聪明。大学毕业后，我俩先后分到同一科室工作，是当时科内最为年轻的两位医生。肖联系出国时间较早，但我最初并不看好。直到他陆续收到回信以后，我才开始转变认识。肖对我比较信任，给我阅读了联系单位的回信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乐意给他当参谋，毕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肖的鼓励下，我于1992年开始与国外联系。准备好简历和信件，打印后发了出去。

　　有一天，肖收到一位英国教授回信，对方同意提供薪水供其到英进修，但需要通过一项考试。因为考试在中国没有考点，等于是将他拒之门外了。但幸运之门并没有关上，不久一位加拿大教授回信，愿资助他到加拿大做研究。如果说没薪资不可能实现出国进修，这次可算半只脚已踏入加国大门，不过对方留有"尾巴"，希望与肖电话聊聊。肖作了准备，因为担心口语有限，于是请经历多次出国考试的杨代替他交流。对方准时打电话到医院，双方开始交谈时比较投机，但后来有个专业问题难住了杨，或许对方发现破绽，放下了电话。极好的出国深造机会从手指间滑过，我为肖深感惋惜。
　　
　　留学的幸运之门为我打开
　　
　　但是幸好国外对我们这个科医生的兴趣并未停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位教授来信，接受我去进修，但却没有资助。有别于欧洲或日本，中国医生没资助不可能拿到签证，实现进修。这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克林顿的回信引起我的注意。信中写道：“目前我们没有进修位置，过段时间如果有也许会考虑你的申请。”三个月后我去信询问，对方回答道：“我想先了解一下你本人。如果有熟悉你的专业人士推荐，请将他们的名字和推荐信寄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同济医科大学博导王教授和我们科的鲁主任后，他们非常支持，立即作了推荐。同时我直接拨通电话，用英语向对方表达了进修意愿。

　　“心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接受了申请，并于1993年4月回信:“从王、鲁教授推荐信看，你是个受尊重、有潜力的专业医师，我愿提供你来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机会，给予一年12000美元资助。”消息令人兴奋，因为国家公派出国进修者月薪也只有五六百美元。这时密尼苏达州立大学一位教授也回信：“同意你的进修申请，我可以提供一年免费吃住和基本生活开销。”在联系的20多所相关专业机构里，居然两处提供资助，令人吃惊！经过仔细斟酌和与朋友商量，我最后定下了纽约。

　　欣喜与悲伤交织的矛盾心情 　　

　　然而回信后一个月过去了，接着两个月、三个月，一直到四个月没见下文。询问得知，原来石溪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处理文书时，把我的简历弄丢了，于是决定把进修开始日期推迟到下半年。这一耽搁使我有机会收看了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那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联系出国时，纽约是我的首选，因此我对这部连续剧看得格外仔细。那段纽约“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以及阿春对王启明说的“既非天堂，也非地狱，而是战场”的台词，给我印象极深。

　　接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留学生办公室正式来函后，我找到院长。希望按规定办理停薪留职手续，这是我首次为个人私事与他打交道。院长出自内科，先任副院长，在前任院长升任市卫生局长后，他提为院长，曾多次访问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具有典型的官员派头和形象。听完我的解释，他官事官办，不同意我出国。理由是联系出国需要经医院同意，免不了“培养多年，祖国需要”之类套话。不过全院职工都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早已被送往日本进修。正好市局一位前任副局长在高干病房住院，我的一个朋友的姨妈带我跟他谈过后，他满口支持。不久院长态度发生了转变，同意我的工作时间计算到年底，从新年开始停薪留职。

　　办好护照后，我坐上38次特快列车从故乡来到首都，并找到住所。次日去了位于秀水北街的美国大使馆。拿到表格才知道他们也要个人简历，因为没有准备，我赶到电报大楼，要家人传真了一份。返回使馆后，众多排队签证的人群让我一阵紧张。

　　轮到我时，签证官用英语问到:“去美国干什么？”

　　“做研究。”

　　“在什么地方？”

　　“纽约州立大学骨科研究所。”

　　“哪一所？”

　　“什么？”

　　“哪所分校？”

　　“石溪。”

　　结束问话，签证官签字盖章，一张条子通过窗口递到我手上。黄条！签证通过的标志，美国的大门终于被我叩开了！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我马上找到一家私人电话亭。一通号码拨过去，传来父母关切的询问。“签了！我的申请批了！”听得出父母也在为我高兴。是啊！这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听说精英云集的清华大学，有的学生发出高达300封信件却没得到资助去美留学的大有人在。我放下电话，一组数字从窗口进入眼帘“1993年10月26日”，这天恰好是我来到人世间的33周年纪念日。

　　一周后返京取证。拿到护照本后，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看着熟悉的纪念碑、天安门、大会堂和纪念堂，心情难以平静。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作为在校生代表，我有幸参与了文革后第一次竞争。1978年，我成为首批从中学经统考直接入大学的学子，并见证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从那时开始的对美开放留学15年后，命运再次把我推向幸运者之列，让许多人心中遥远、缥缈，而又色彩斑斓的梦想，在自己的努力下成为现实，使我有机会即将跨出国门，到地球的另一边去真实地体会“另一种活法”，这怎能不令人欣喜万分？就在我漫步在广场四周时，大约下午15点左右，一组车队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车内走出高大魁梧的江泽民总书记，原来当天国家有重大外事活动。迎宾礼炮让我兴奋，感觉仿佛包含对我的祝贺之意。按照院方“规定”，在医院内不能声张，也不能与同事告别，因为我必须“工作”到年底才能公开身份，颇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当年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后区的感觉。

　　11月1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们全家人去了市里的中山公园。父母、哥哥、嫂子、妻子、侄儿、儿子和我一道，在这片十分熟悉，进出无数次的场地合影，留下珍贵的纪念，后来在去幼儿园接孩子时，我为他在那里拍下了出国前的最后两张照片。

　　最后，与家人分别的时刻来到了。11月22日下午，当我离别生我养我并抚育我成人的父母和从未长久离开过的家，看到5岁儿子期盼的目光，心里一阵酸楚。第二天，我在北京机场拨通了在国内最后一次给父母的电话，他们的话语流露出深深的关切和依依不舍。办完登机手续并与妻子道别后，我进入行李检查通道，不知什么原因对我的随身包裹检查得特别仔细。坐上位子才知道，因为飞机故障，全体乘客改乘次日航班。这是个意外却又无奈，我们所有乘客被送到回龙观饭店住宿。次日中午再次登机顺利了许多，当波音747班机飞向蓝天，大地渐渐模糊时，我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的曲折经历，心中不禁一阵翻腾，在一个即将进入的陌生世界里，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和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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