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的廿五岁是一个美妙的时段，每个女孩的廿五岁都应该是精彩的。我恰好认识几个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廿五岁的中国女孩。

　　女孩A是我的一个远亲，从上海的酷暑中走进澳大利亚的冬天，她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在一家通讯技术大公司工作了两年，却逢公司改组，A得了一笔离职费，不用这笔钱买房，不用这笔钱买车，她决定用它来提升自己──到澳大利亚留学。她选择了在澳大利亚读传媒硕士学位。

　　做一名新闻记者，也许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留学却不是好的选择，明摆着，哪一家媒体需要一个对本国文化刚刚入门的人加盟呢？更不要说技术移民了。A开始上课以后也明白了，同学全是在澳大利亚或者其它国家的电台报社工作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老师也是资深文化人，他们讲课和课后讨论，都用自己根本没听见过的英文单词。

　　不过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咬牙走下去，她相信人有各方面的潜能。一年以后，A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传媒硕士学位。“海归”后，很快顺利进入路透社工作，文理皆通的学识使她在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同时，又是通讯社里的计算机“医生”，和出国留学前完全变了模样。

　　女孩B，是我朋友的孩子，我怕她像每一个独生子女一样，把头仰得高高的，从文化落差的云层间跌落。朋友托我给她找工作，但是我真不知十指尖尖的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工作。

　　刚来三个月，适逢学校放假，她想家了，我劝她别回去，谁都知道，出国的首三个月特别难熬，你刚过了这个坎就回家，不是前功尽弃？准备重新忍受三个月的煎熬吗？

　　当生活渐渐习惯，学习又入佳境时，她决心自己解决生活的压力，不能将父母一辈子积攒起来的钱，用一比六的汇率消耗出去。很快她找到了一份餐馆的工，开始了起早摸黑的异国生活，清晨忙到中午，下午再去学校上课，去图书馆苦读。对于打工的辛苦，她说来如家常便饭，不动声色。

　　她说没什么奇怪的，大厨是个MBA，点菜的是物理学博士，我们这个餐馆的文化气氛很浓的。勤快加微笑是工作时的法宝，等洗净手上的油污，大家都是学习上的拚命三郎，成绩决不落人之后。

　　刚来的几个月，因为住处没有电话，要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才能给父母打电话，她的父母急得说，孩子就像放飞的鸽子一样，没了音讯。不过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告诉她的父母尽管可以放心。

　　有着化工背景的B学的是经济，她说移民和回国都可以，如果想留下，就主攻会计；如果打算回国，就选修金融，在本行业做管理工作。看着她由白晰变黝黑的皮肤，我相信在这个空气能见度最高的国家，她心里也充满了阳光。


　　女孩C，是一对知青的后代。她说父母当年都去安徽插队，她就是出生在农村的，后来父母双双进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小学的时候，根据当时政策，知青子女的户口可以报进上海，离开父母，自然是寄人篱下。也许就是这不平凡的经历锻炼了她，她有一股执拗劲，也有一切靠自己的信念。

　　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她幸运地进了一家国家一级进出口公司，因为一口漂亮的英语，工作一年就被派往广交会，很多人工作三年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看到公司对自己如此器重，收入又相当可观，她差一点动摇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来到悉尼，她以溢满兴奋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城市，但这种兴奋很快被异国生存的柴米油盐替代了。她什么都做过，洗碗、端盘子、送报纸、卖手机，她说没什么奇怪的，你没见扫大街的、卖烧鸭的都戴着厚厚的镜片，没准以后就是金融界、IT业的精英呢，我们勤劳的祖先不也是这样开始，靠自己的聪明能干顽强地生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吗？

　　现在她已经拍过毕业照，也成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她说，那时任劳任怨，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股冲劲，始终像一路小跑，靠的都是自己。现在一切向往的都得到了，反而觉得茫然了。

　　我说不会啊，你不是还在接受远程教育，不是还在找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还要父母团聚，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啊。说到父母，她又来劲了，她说，父母早已从马钢提早退休，在上海做着一些上海人不愿做的劳力活，真想让他们早一点来澳大利亚，享受这里的空气阳光和沙滩，但是要早来，就要我付出额外的费用，我还要努力很久啊。

　　现在她在一家华人旅行社当导游，就是看中这份工作收入高，但是每天工作结束，嗓子哑了，双脚也像灌了铅一样拖不动。爸爸妈妈心疼她，她调皮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妈妈说，小时候为什么常打你，其实你真是一个很好孩子，她回答说，也许真因为你对我高要求，管得严，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二十五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原来有那么酸甜苦辣，也有那么多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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