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1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略咨询顾问。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饭，特别高兴，心想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回国的前四个月像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去了。

　　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个月之后，开始怀念美国，同时渐渐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荡，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么？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

　　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competitive 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能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能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能型的”。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到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刚刚出差去过），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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