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圣经》，里面有一个关于“巴别塔”的著名故事，说的是，人类在创始期，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他们在向东方大迁移时，遇见一片巴比伦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彼此商量着说：“来吧！我们在这儿烧制砖头！”他们真地动手烧制起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高塔，耸入云霄，好传扬我们的美名，以免我们分散到别的地方。”

　　上帝与语言

　　于是，上帝便看到了人类正在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人类联合成一个民族，讲一种语言，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想而知，以后他们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来吧，让我下去，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使他们无法彼此沟通。”于是上帝施法术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人类的高塔终于没有建成。

　　说实在的，上帝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煞费心机，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常常互不理解，否则也没人成天叫“理解万岁”了。而且，用不同语言的人互相交流，时不时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前者知道，同一句话，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和截然不同的意义，就象他们知道领带可以用于装饰，但也可以用于搽鼻涕，可以被发怒的老婆派上用场，更可以在上吊时助一臂之力。后者却要瞪大牛眼，竖起牛耳，去扑捉“异曲同工”之术，寻找“殊途同归”之道。因为，对他们来说，表达同一个概念，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如同在荷兰语中，一个小小的“KISS”（吻）就有不下二十种说法。

　　说到语言，地球人感触颇多。人类创造了语言，以陈述实事，表达思维，传递感情，但也因此制造出一堆的问题和混乱。来到欧洲，遇到语言问题，就象在荷兰发现自己的自行车不翼而飞一样，不足为奇。加之近来欧洲几国之间边界开放，转眼间，跨国越界，再看周围，人相似、习相近、言相远，更是习以为常的事。
　　 
　　中国人与外国人

　　想起我刚出国那阵儿，我整个儿一“汉鸭子”，掉进了人类语言的大海里。看到别人眉飞色舞，唧哩哇啦地侃个不停，我这左边耳朵进去多少音符，右边耳朵就出去多少音符，对大脑绝无任何“精神污染”；看电视节目，就是看图编故事，没过多久，就有了“文明社会孤独症”的征兆，所以得赶紧去找周围的“洋插队”哥们姐们侃一侃。

　　如果遇到“老插队”或“扎根落户的”，其经验之谈真乃无价之宝，其驾驭不同语言的能力，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遇到“新插队”，互相嘘唏感叹，争论着“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哪个更圆哪个更亮；讨论着“中国人”的长短，“外国人”的是非……

　　有一天，我见到一幅标语“AUSLANDER  AUS”（外国人滚出去），才意识到那些“老外”不是“外国人”，而“中国人”却成了“外国人”。真可谓橘生河北则为橘，橘生河南则为枳。

　　中文与字画

　　日子过久了，我发现不少西方人挺“喜欢”中国的字画。前不久在法国遇到一位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的教授。他告诉我说，两年前他从中国买回一幅中国水墨画，抽掉两头的“木棍”（他想那只是为了卷画方便而安上的），就正儿八经地挂在了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没多久，他的一位中国学生到他家做客，小心翼翼地告诉他：“那画挂倒了。”他却说：“为什么？我看这样更好看！”（西方教授就是不一样，横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生说：“可那画上的字现在是倒的。”的确，中国的水墨画之绝，除了那朦胧的意境，再就是那“竖看成山侧成岭，上下左右各不同”的效果。其实，中国的文字也是一幅幅画。各位在教小孩写中文或学书法时，如对他们的“作品”不甚满意，不妨倒过来看，其效果必然不同。对名家的大作，此法会给您带来非凡的享受。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中国文字对西方人来说多少有点神秘。每当我读中文书报时，不少“老外”会凑上来问：“你们读中文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吧？”我就认真地告诉他：“不一定！就看他们怎样写了。”

　　老外与汉字

　　如今也有不少老外时不时想学点中文，但让他们明白一种没有“字母”的文字，要费不少口舌。不过，如果给他们讲一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演变，事情就容易得多。

　　一天，一位老美同事闲来无事，找我学点中文。首先是数字，刚学了“一、二、三”，他就大叫：“容易！容易！四就是‘四横’，五就是‘五横’……但要是一千一万呢？”还算不傻。
接着学“日”字，我画了一个圈，中间加一点，告诉他“日”的演变过程。他说：“那个圈是象个太阳，但干吗还要加那一点呢？”我逗他：“那一黑点是代表‘太阳黑子’！”“你们祖先发明文字时，就已经知道太阳有黑子了，真了不起！”

　　后来学到“大”，我就站起来比成一个“大”字，对他说：“一个人，手脚一伸开，就变成‘大’了。”他看了我一会，恍然大悟地说：“我见过一个中国字，它一定是‘男人’的意思！”紧接着，他拿起笔在纸上的“大”字底下加了“一点”（成了“太”字），说：“就是这个字！”。呵呵，一时之间，为了这个老美的“聪明好学”笑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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