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5月9日晚，美国白宫记者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奖学金和新闻奖颁奖典礼，就读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来自中国长沙的王卉，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奥巴马紧紧握着王卉的手说：“你真是太棒了，你父母一定很为你骄傲……”

　　充满奇迹的旅程

　　现在的我坐在马里兰州的巴尔帝摩机场，望着身边往来的人群，窗外起落的飞机，酝酿着这片写给母校中山大学的文章。

　　这次乘坐飞机是因为在华盛顿的为期四个月的实习结束，要回学校了，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八月，我将完成我的毕业论文，获得我的硕士学位。无法相信，从第一次飞过大洋，踏上这片未知的土地，这一恍就是近两年半了。

　　没想到会“这么难”

　　2007年1月，我来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University of Missouri,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就读研究生。这是美国，是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至今已经101年历史。她是美国公认的最著名的三所新闻学院之一，也是斯诺(Edgar Snow)，(《红星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的母校。

　　在中大时，我学的本科专业是社会工作，似乎与新闻毫无联系，并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新闻在美国是很热门的专业，竞争很强，我没有任何的学术背景，是不可能申请到的。也许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看到了我的潜能，也许是由于我的主持背景，也许是我从小到大参与的各项活动、各种奖项，也许是我的托福、GRE成绩……就这样，我从中国飞到了梦寐以求的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我所挚爱的专业，广播电视新闻。

　　早在中国，我就告诫自己，在美国求学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就如同我常和父母说起的，没想到会“这么难”，尤其是第一年。本科专业不是新闻、也不是英语，所以我一下子面对的是专业知识和语言的双重障碍，尤其新闻本身是以语言和文化为重要基础的学科。课堂上有诸多的讨论，但我常常都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动辄就是十几页、几十页的论文；每周几百页或一两本书的阅读量……身边没有父母，在美国没有任何亲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得上的同学或者朋友，所有的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一切从零开始……

　　我在“玩儿命”

　　“广播电视二”，这是一门几乎让我们专业的所有人有“生死与共”的感觉的一门课。这门课的教授葛瑞利.凯尔(Greely Kely)，在第一节课上就告诫我们，如果对广播电视新闻没有激情，没有真挚的热爱，就趁早走。每个学期40人左右学生中，总会有几个不及格，这就意味他们无法在这个专业继续下去。每周的新闻作业，总有一些人拿负分，如-25，-56，这些不仅是沿袭下来的“典故”，也是我亲眼所见。

　　头半个学期，我们制作的新闻是在学校完成，当合格之后就要去当地的一个电视台工作。不同于国内，在这里，司机、记者、摄像全是一个人担任，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之一 ---- 培养全能型人才。其中，开车就成了我的第一个障碍，因为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学过。我记得我跑第一条新闻的时候，才跌跌撞撞地拿到驾照一个星期。新闻地点是在另一个城市，要在高速路上开半个多小时，在这之前我还从没真正上过高速路，只是学驾驶时，教练带着我兜了两圈。

　　我下午六点钟出发，要赶晚上十点的新闻，因为还要写和编片子，这意味着我要争取在八点半左右赶回来，时间很紧张。不幸的是，拍完新闻往回赶的时候，我居然开向了相反方向，但由于在高速上，我又不能随意转弯。等我意识到“方向性错误”时，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了近20分钟，我心急如焚。我打开大车灯，一边焦急地找出口，一边还得保持着车的高速驾驶。我完全是个新手，而且天很黑，根本看不清，等我反应过来接近高速公路的出口，可以折返方向时，却已经来不及减速、拐弯了，只好硬着头皮开下去，期盼下一个出口快点出现。终于，如同发现救星似的，发现一个出口(虽然当时还不是那么确定)，我猛煞车、急转弯、折回正确方向。时间一秒一秒地逼近，限速是70迈(miles)每小时，我却开到了80迈。因为车轻，车速过快，车在不停地晃。我虽然故作镇定地驶向目的地，但心里实在也很害怕 --- 那是我第一次开高速啊! 就这样，我的高速公路的驾驶练习和上路实践就在这样的截止时间的高度压力下、焦急、惶恐中合二为一。我一边踩着油门，一边念着，“菩萨保佑我，菩萨保佑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后怕，也为当时在路上的其他司机们捏把汗……

　　当然，关于这门课的疯狂的事还很多，比如为了要交作业，我常常就去电视台编片子，因为学校的机房每次只能用两小时，时间太短。但因为电视台白天都有人赶新闻，只有晚上十点之后才有空的机器，于是每周总有一个或两个这样通宵达旦的夜晚。同学们也由此成为同一战壕的兄弟。还有一次，我做一条关于高速公路的新闻，为了拍到一个公路旁的电子路牌，我就站在高速公路的窄窄的路肩上拍摄，旁边的车辆呼啸而过，我都能感到摄像机在振。另一次，在拍一个道路维修工程时，因为我在聚焦远处的车，完全没意识到有车从我身边开过，险些被车撞到，幸好在最后关头，被人拖到一边，并被警告要小心。还有，在美国，我是一个很“small”甚至“tiny”的女生，简单地说，我就是个小不点。因为摄像和记者都是一个人担当，所以每次跑新闻，我都要一个人对付十几斤的摄像机，十几斤的三脚架，还要把装摄像机的大硬箱子抬上抬下。我的采访对象常常是一米八几的白人壮汉，他们看到都吃惊地过来帮忙，为了专业起见，我都会说，我能应付得了(I can handle it)。然后他们就会看到这个丁点大的亚洲女生，一手提着摄像机，一手抓着三脚架(三脚架还高过她的头)，倾斜着身子，大步疾走或一路快跑。当然，每次拍摄之后，手上、胳膊上总会青一块紫一块，被莫名其妙地被划伤。哈哈，我真像是个“无敌小金刚”。这样一次次的惊险经历除了提醒我以后要小心之外，也让我更加坚强、勇敢、独立。

　　顺便说一句，我这门课拿到A，班上几十名学生也就是两三个人列入了这一等。我也成为历年中国学生里绝对稀有的在这个教授的这门课里拿到A的人。我问教授，是不是因为看我太辛苦、太可怜了，他说，“不是 ,而是实至名归(No, you deserve it)”。

　　报导2008北京奥运会——“出色的使者”

　　这两年里，最快乐的一段经历是我在2008奥运会期间，飞回北京，为NBC报道奥运的时光。NBC(国家广播公司)是美国建立最早最负盛名的三大全国电视网之一，它买断了奥运系列赛事在北美地区的转播权。在这期间，我不仅仅是翻译、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个重要的协调人员；我对新闻报道的了解和技能，全面的能力，以及友好、热情，给美国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段经历之中，我也清晰地意识到了我的跨文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如何让中西方文化、新闻理念差异更好的融合。

　　记得我们在王府井食街拍了一组镜头，但后来食街的主管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在网络上发了一些帖子，说NBC的关于食街的报道丑化中国，因为报道说食街买油炸蝎子、油炸蚕蛹。让美国人感到中国人很古怪，因为中国人吃这些奇怪的食物。”我并没能找到这些帖子，所以无法得知原话是怎样，但调查后发现这条新闻并不是我们部门做的，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则可能是NBC的其他栏目组的新闻。虽然并不是我们发的新闻，但我仍然告诉老板，蝎子其实也是中药里的一味，是很有营养的，在我们的新闻传递信息的同时，希望也能加上相应的文化背景，公正报道。但同时也告诉食街主管，NBC 对中国人民及政府的友善(这是我在奥运期间的真实感受)，以及中西方新闻报导理念的差异。无可否认，无论中国报道美国，还是美国报道中国，由于文化和观念的差异，都会一定程度地存在偏见。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新闻普遍具有批判性，不论是对国会、政府、还是总统。同时，他们也把这种风格带到了对其他国家的报道之中，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国家、拉美国家，而并不一定是特意针对中国。而这种风格可能是一时之间无法被我们中国观众接受的。

　　在工作中，我的认真、能干也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我是中国人，但对于北京，也只是由于之前旅游，去过两次，所以其实还很陌生。我们有一组片子是要拍天安门和国家大剧院，在奥运期间，媒体政策有相对大的变化。为了保证拍摄的顺利，我专门提前过去看场地、了解情况，包括是否车辆可以通行，开车、走路各要多少时间，哪些景点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在哪里可以取到好的自然声(natural sound)，在什么地点拍摄可以拍到好的角度等等。更由于我的新闻专业的扎实功底，我所考虑的和建议的，也都正是他们所寻找的。

　　除了新闻业务上的出色表现，我的中国式的热情、友好，也让我成了“出色的(中国)使者”“a very good emissary”。

　　美国一流媒体的出色实习生“an excellent intern”

　　奥运期间的报道凸显了我中国背景的优势，如果在美国的一流媒体的常规报道中，我这样一个非美国本土的新闻人是否能生存呢？带着些许这样的怀疑与担忧，我开始了在NBC (国家广播公司)华盛顿分局的实习，虽然经过重重申请、面试、笔试，我拿到了这个机会，但我并不那么确认我的能力。

　　我在调查性新闻组工作。除了协助编导搜集、分析数据、资料之外，我还做了很多的调查性采访。同时，我的一个调查性新闻选题被NBC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 with Brian Williams)选中。历年来，在我们组、甚至整个局的实习生中有这样成果的屈指可数。

　　我的新闻选题是与美国的一种盈利性老人院(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相关。这是一家全国性的养老院公司，它在美国20个州，有200多家养老院，9000多名老人入住。它向入住的老人们承诺说，即使当他们用完个人的积蓄，转而依靠政府的特殊补助(Medicaid)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但实际上，当这些老人临近申请政府补助时，却被要求离开。因为我本科学的是社会工作，自己也曾在国内的老人院实习，所以对于这类题材，我相对感到熟悉，同时这样的社会工作的背景也确实令我感到强烈的使命感——我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声的渠道，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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