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这个词虽然近几年才流行起来，可中国人到海外留学的历史已有上百年了。从1881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归国的那一天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学子书写了一部轰轰烈烈的“海归史”。

　　中国“海归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的危机史、开放史和复兴史，饱含着辛酸、孤独与惆怅。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一批又一批的“海归”，给世界各国带去了中国对复兴和融入世界的热切期盼，给中国带回了更加理性与开放的心态。

　　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在中国留学史上，有一个人不该被忘记，他就是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高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容闳。这位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有感于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立志将“西学”引入中国。

　　在容闳等人多年的努力下，1871年8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向同治皇帝递交了《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详细阐述了派出留学生的意义，给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具体办法。

　　一个月后，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采纳。于是，这份三四千字的奏折，成了记录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放姿态的重要文件。

　　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幼童，渡海32000里，赴美求学。

　　这些人便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幼童。

　　求学之路充满了艰辛，但至少有50名幼童进入了大学，耶鲁、麻省理工、哈佛和哥伦比亚等高等学府，至今仍保存着他们的档案。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学业很出色，然而，在清廷保守势力的干扰下，1881年，这些幼童被提前召回。

　　老“海归”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留美仅仅是清政府留学计划的一部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向欧洲和日本派出留学生。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加大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力度。由于战争赔款数额巨大，清政府开始鼓励自费留学。1902年中国留日的学生有600余人，1907年达17860人。

　　1909年，美国开始以接收留学生的方式，向清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从1912年到1929年，留美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千名以上。他们在国外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接受了民主思想。回国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科技和经济等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更多的人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

　　中华民国成立后，鼓励留学依然是政府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一。受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两万多名有志青年自费走出国门，到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和苏联寻找救国良方。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海归”在各自的领域内影响着整个中国。

　　从1931年到1949年，受二战、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国民政府财政紧张，留学人数骤减到1万人，但从美国、日本、印度、苏联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学成归国的“海归”，成为后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归国潮

　　从1958年到1976年，新中国共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

　　与清末民初不同，这一时期留学生的选派，要经过层层的严格选拔，除了国家公派之外，任何形式的自费留学都被禁止。

　　1978年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陆续以访问学者、教师进修、攻读学位等形式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到2004年，我国的自费留学生约有20万人，公派留学生约40万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其中，学成回国的有17万人。

　　近年来，国家对“海归”高度重视，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为他们创造了很多机遇、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优厚的物质条件，“海归”人数每年均以13%的速度递增，以各种形式回国发展的“海归”越来越多。在已经回国的17万“海归”中，有些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些成为我国科技教育领域的带头人，更多的人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据统计，在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两弹一星”的23名功臣中，有21名是“海归”；中国科学院的629名院士中，“海归”占81%；中国工程院的423名院士中，“海归”占54%；在许多重大的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中，入选的人才有一半是“海归”；在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中，77.61%的校长有过留学经历，62.31%的博士生导师是“海归”。

　　今天，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在民族复兴之外，留学、回国也包含着留学生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有人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内，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将出现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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