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其影响之深、影响之广，是我们当时远远想不到的。
　　
　　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留苏，60年代初回国，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教授。作为中国1978年首批留美的学者，我自感它的意义与一般留学不同，标志着中国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的开始，一个敢于向西方世界学习和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间，我正在上海科技大学参加美语口语进修班学习，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报到，参加我国首批派赴美国进修学习，对我来说，既意外亦欣喜。我们在北京准备了一个多月，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接见，还参加了一次令大家颇感新鲜的托福模拟考试。当时我们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在大学和研究所内有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或教师，为了和一般留学生或访问科学家有所区别，当时负责此项交流工作的中国教育部和美国新闻署商定，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访问学者”，这个名词现在已被广泛采用。
　　
　　我们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至法国巴黎，由巴黎至纽约，再由纽约至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几乎花了两夜一天的时间。反观现在中美之间，航运发达，一日数班，两国间可达中美多个城市。当时不仅尚未通航，而且还未通邮，因此我们到达美国之后，为了向单位和家里报平安，所寄邮件均需由大使馆以外交邮件带回，为了不增加外交邮件的压力，几个月内我们只发了一至两封信，至于打国际长途，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受到大量美国媒体的迎接和采访，不仅在外面参加一些重大活动时，甚至我们去餐厅用餐，超市购物，都有记者追踪、摄影、采访。我们一行52人虽然要绕路半个地球，据说我们的领队仅带了国家发给的几十美元的现金，以备路上所需。几十美元现金现在看来是区区小数，但31年前国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外汇是非常珍贵的。
　　
　　到了美国后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建交后最重大的事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接见了留美学者。我们还受到美国卡特总统夫人的接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美建交时的活跃和热闹场面。
　　
　　使馆还安排我们参观了白宫、华盛顿邮报社、华盛顿总统的故居等地方。我们还参观了阿林顿公墓，那时正好有位美国驻欧部队的将军安葬。仪式结束后，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位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的会见和座谈。有趣的是，参加会见和座谈的还有几十位美国小学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美国小朋友非常天真和活跃，纷纷举手发问，不管在座的有什么高官和外国人。相反，我们这一边，由于语言限制或习惯使然，显得不大活跃。
　　
　　在1979年2月初，我们被分成两批，分别入学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和美利坚大学学习英语。我们一部分人搬入离学校较近的学生公寓，后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数次来我们的公寓宿舍看望，帮助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在学习一学期的美国口语后，我们就奔赴各自联系好的大学或研究所，这些联系受到当时在美的华人教授的极大帮助，虽然他们都来自台湾，但对我们大陆学者十分友好，在学术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照顾。由于我们都是公费留学，因此我们的生活费是由中国驻美使馆发的。一开始生活费都是实报实销。离开华盛顿特区后，使馆给我们一人一张支票(大约是1000美元)，到了当地存入银行，然后向使馆寄去当月的开销凭证，但在美国很多生活消费是没有发票的，因此每月报销就成为一个困扰的问题，好在三四个月后，大使馆就改成发放固定生活费，每月400美元。据说这是参考当时罗马尼亚公费留学生的标准，这一标准不算高，但已大大超过当时使馆外交人员的津贴。
　　
　　在美国期间，我们当时生活都很简朴，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均在实验室，包括周末，因此主要的开支是房租，差不多要用去一半。应该说美国的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我们都是在家中自己动手，中午两片面包就解决了问题。我们的生活用品当时都在就近超市采购，超市这一销售方式在当时国内尚未出现，因此感觉新奇和方便。在美国的实验室中，我们看到有相当多的来自台湾或香港的留学生。由于常年的隔阂，我们和台湾来的学生从不接触到相对接触，从不自然到相对自然，待到相当熟悉后，我们发现这些台湾学生大多努力勤奋，热情友好，乐于助人。
　　
　　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访问学者，我们都觉得自己肩上责任不轻，因此都想抓住这样一个好机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多学些东西。进了美国实验室以后，即使我们都是从国内顶尖的研究所和大学出去的，但由于本来国内科技基础和条件相对较差，再加上十年“文革”的破坏，无论从实验室设备、技术、管理，以至到研究生的培养、学术气氛、图书咨询等，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和差别。我还发现，美国大部分教授均很年轻，仍在自己动手做实验，因此能和大家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编辑：李昕玲）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