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贾成厂享受了儿女齐聚的天伦之乐。贾成厂一家6口，其中4人有留学经历。最近一个出国的，是贾成厂的大儿子贾凤东——到日本名古屋大学做博士后。
　　
　　父亲和姐姐都有留学经历，对贾凤东来说，出国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25年前，父亲贾成厂出国留学，却是一件传遍十里八乡的大事。因此，贾成厂至今仍是老家学童努力学习的榜样。
　　
　　1984年10月，贾成厂被国家公派到日本东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出国前，他在长春的留日预备学校接受了半年日语培训。其间，留日预备学校开了一次讲座，老师像念书一样介绍了日本的大概国情，“效果不太好，我当时对日本的情况还是不清楚。”
　　
　　除了对日本这个国度“雾里看花”外，贾成厂对留学的学校和导师也没有概念。拿到导师名单后，他赶紧跑到北京图书馆查询导师的资料，然后向组织递交志愿，剩下的就是等待分配结果。“那会儿根本不可能与导师提前沟通。我报了3所学校，最后被分到东北大学，师从西泽泰二教授。”
　　
　　当时，走出国门，西装是必备的行头。拿着国家给的置装费，贾成厂跑到前门，花47元买了生平第一套西装。“我身材偏瘦，当时西装款式很少，找不到合体的。没办法，我最后买的是长短合适但偏肥的西装，只好里面多穿点儿衣服，把西装撑起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而且是“少见多怪”的一代。以1978年为例，当年我国的留学生规模仅为860人。
　　
　　贾凤东至今记得，父亲留学期间回国探亲，为了省钱，花了48个小时，从大阪坐船到上海。现在，贾凤东花三四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跨国探亲之旅。
　　
　　对贾凤东来说，父辈的经历已经走进历史。出国前，他已经对即将开始的日本生活了如指掌。即使没有父亲的耳濡目染，如今发达的资讯系统也可以将日本的风貌呈现在眼前。至于学校，贾凤东先前已经获得3所海外高校的留学资格。经过与导师的充分沟通后，他最终选择了日本名古屋大学。
　　
　　父子两代人留学生活的巨大差异，折射出我国留学事业60年来的发展变迁。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急需大量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人才。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前往苏联接受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随后，中央专设了留学生领导小组。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向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1.1万多名留学生，1956年后又决定向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留学事业发展迅速，已由涓涓细流变成留学大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人，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现有的全部学科门类。
　　
　　除了国家公费、单位公费外，我国还开放了自费留学的渠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奢侈”的自费留学，现在已不再遥不可及，留学人员由精英群体走向普通大众。从今年起，教育部将公派留学纳入高考录取程序，学生可以通过高考报志愿的方式填报留学志愿。出国留学成为人们寻常的选择。
　　
　　尽管贾成厂父子俩出国时的境况迥然不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心愿——“学成归国，报效祖国”。“国家在我留学上的花费，可能相当于国内几十人的开销。我也必须对国家尽到义务。”贾成厂说。归国后，贾成厂回到自己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在教学与科研岗位上默默奉献，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粉末冶金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学成归国，我国先后设立“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项目。回国工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留学生的选择。1996年以来，我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按期回归率达97%以上。
　　
　　大批优秀的留学归国人员成长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我国80.49%的两院院士、77.61%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71.6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94%的“长江学者”、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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