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正面临着一场领导危机，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担当学校里的最高职位。校长们纷纷跳槽，没有人愿意接他们的班。教育专家说，目前的校长短缺是前所未有的。

　　10年前， 墨尔本一所普通小学的校长职位会吸引35名申请者应聘。如今，候选的应聘者通常不超过4人。问题最严重的中小学是那些位于城市贫民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根据一个最新的全国调查，学生人数少于200人的小学校，以及学生人数超过800人的大学校，最难吸引校长人选。

　　维州学校委员会协会的主席斯蒂芬·佛朗茨－福特说，有的学校情况已经严重到校长招聘广告发布后，只收到1份应聘书，甚至连1份都没有。他说，学校委员会正在担心，应聘人数的减少将导致校长人选素质降低。

　　“矮子里面拔将军不是件好事。我们希望优中选优。”他说，“太多的学校受困于校长的无能，原因就是最终录取的人并不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

　　负责撰写这份题为《澳大利亚校长供不应求》的报告的专家来自维州、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洲。据他们调查，公立学校的校长紧缺问题最严重，尽管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样面临吸引合适人选的困难。一个对2000名基督教教会学校资深教师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愿意申请校长一职。

　　为什么那么多的教师不愿意做校长？根据这份全国性的报告，以及莫纳什大学的一个研究，如今中小学校长一职已经成为“死鱼”的代名词。

　　莫纳什大学2005年对维州、塔斯马尼亚州、昆士兰州公立学校的资深教师和新近退休的校长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教师之所以不愿担任校长，校长之所以不愿留任，最主要的原因是校长的工作任务日趋繁重，难以负担，给个人健康与家庭生活带来了严重破坏。即便最有经验，身居学校最高职位达15年之久的校长也感到，过去10年来校长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杂，已让人无法承受。

　　两份报告都显示，校长管理任务的增多——学校经费、法律责任、基建、劳资关系、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原来的核心教育任务。

　　10年前，克里兰德中学校长大卫·芬尼迪有时间和师生在一起，集中精力研讨学校的战略计划和课程事宜，大多数周末都可以不受学校事务的打扰。但后来，为服从教育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规定，任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把自己的时间全占去了。

　　现在，他通常每周7天都在学校，处理各式各样的工作。即便检测电线、电脑也是他的责任。据他估算，他的副校长四分之一的时间被用于处理跟校车有关的后勤和法律问题。

　　55岁的芬尼迪说：“过去，如果有个球被扔到了屋顶上，我会叫来后勤人员，然后就解决了。现在，我必须确保他有一个使用梯子的执照——把梯子靠在墙上需要有正确的做法，然后我还必须监视着他爬到屋顶上。服从规定的压力之大，实在让人觉得很过分。”

　　这些耗时费神的杂务已经影响到了校长们的健康，芬尼迪先生和他的同行们对此感到非常无奈。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2004年的一份报告，公立学校的校长因工作任务繁重而身心疲惫，几乎一半的校长患有跟职业有关的疾病。

　　工作的压力让很多校长早早跳槽。教育部门没有公开校长辞职和提前退休的数字，但调查显示，难以留住现任校长的问题，与没有足够应聘者同样严重。

　　莫纳什大学的研究报告发现，很多资深教师放弃了做校长的想法，要么让自己一直停留在副校长的位置上，要么选择跳槽。除了这个趋势外，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教育研究者所称的“定时炸弹”——在今后的6年时间里，大多数的现任校长都将到退休年龄。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校长通常在55岁退休，因为那时候退休所获得的养老金会享受最优惠的税收政策。但调查显示，校长辞职或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而非税收优惠。大多数已经退下的校长表示，如果工作条件好一些，他们会继续干5年。

　　“55岁离开教育界实在是太早了，尤其是这部分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正处于他们领导事业的顶峰。”主持莫纳什大学研究的兰希博士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浪费。”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以及非政府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兰希的研究以及全国性的调查都发现，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教师对校长职位的负面看法，也没有解决带来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过重的工作负担。

　　全国调查的负责人之一，迪肯大学的基尔·布莱克莫尔教授说，教育部门最近的政策显示，没有人愿意改变校长的工作职责和范围。

　　“需要对校长职责做出重大调整，因为它对一个人来说已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了。”布莱克莫尔教授说，“减掉行政、基建以及后勤方面的责任，让其他人负责，就会大有帮助。校长没有个人助手是不可思议的。”

　　两个研究都指出，如果能够进行职责分担，允许年龄大一些的校长“半退”——一边行使部分职责，一边指导同事——校长一职就会更加吸引人。

　　布莱克莫尔认为，如果教育部门不愿意对校长职位做出更加灵活的调整，那将使校长紧缺问题更加恶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年轻教师的态度。他们已不像前几代教师那样对校长职位情有独钟了。如果不能增强校长职位的吸引力，使之与其他职业比起来有竞争力，年轻教师就不可能固守岗位，以校长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

　　“下一代的年轻教师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布莱克莫尔教授说，“他们让自己教5年书，然后跳槽。他们成长于一个竞争非常激烈，个人主义色彩很浓的教育体制，他们希望有好的工作，同时还能兼顾家庭。”

　　校长后继乏人的困境还因另一个因素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处于校长继任者位置的资深教师地位尴尬。他们到2010年将40多岁，这个群体有着他们自己的问题，阻碍着他们立志成为校长。

　　这被称为“迷茫一代”的教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教师行业，那时候教师的招聘门槛以及地位都比较低。

　　一开始，他们中很多只是临时教师，或只签了短期合同，频频换学校，几乎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与有效的指导。在90年代，他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职业调整，包括自治学校运动、裁员、增大工作强度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筋疲力尽，深受伤害。

　　“特别是在维州，这个群体的教师对领导岗位怀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他们早已心力憔悴了。”

　　让他们以及更年轻的教师申请校长这个压力重重的职位，其难度可想而知。目前的一些措施并没有改变该职位不受欢迎的本质。

　　但曾被教育官员耻笑，认为不可行的一种领导模式，已经在澳大利亚的教会学校成功地运作了好多年。

　　维州的4所教会小学和中学实施了双校长制，另有桑德赫斯特主教区的53所学校在校长职位空缺的时候将双校长制作为一种选择。

　　克隆纳德中学是一所有760名学生的女子学校，当麦克尔·道尔于1994年被任命为校长后，就一直实施双校长制。他对任命他的教会说，作为一名男性，管理一所女子学校让他感觉有些不自在。道尔认为，在一个强调平等对待女性的社会，他的任命会给学校里的学生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于是，道尔任命了维基·梅耶尔为他的联席校长（co-principal）。教育界对此的反应褒贬不一。有的同行对联席校长制的理念很感兴趣，但也有人认为这不现实而不予理会。还有人说，这只会发生在由修女管理的女子学校。

　　有意思的是，当时澳大利亚有一家足球俱乐部也要实施双队长制，其他一些俱乐部也在议论纷纷。梅耶尔说，在男性的权力堡垒和等级制度中，人们在寻找与过去不一样的领导制度，因为人们认识到，给个人施加过重的压力会影响结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应该以改造为己任的教育界，却有人认为领导权的分割是一种女性化的表现。

　　梅耶尔女士说，这个模式虽然没有减少校长的工作时间，但却减轻了一些心理压力：“共同决策意味着我们能够进行充分讨论，并给对方提供支持。”克隆纳德中学的这两位校长共用一间办公室，一些重大的领导任务二人分工明确。一人的重点是课程，另一人的重点是教牧关怀，每两年轮换。二人都出席教职工和学校委员会的会议，所有重大决定都共同协商。

　　学生家长喜欢这种合作领导模式，因为它改善了他们与校长的沟通。学校决定将之推广到其他领域，学生自治会主席及副手的职位被两位主席替代。自从实行双主席制后，学生的参与程度更高了，领导能力更强了，分工合作、共担责任让她们很快成长起来。

　　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地方的教育体制对双校长制缺乏支持，因为双校长制的实施难度较大。但报告也指出，在教会学校和新西兰，有很多成功的模式可供教育部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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