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较早的美国书写者，钱宁以《留学美国》勾勒出70年代末期以来留学浪潮的历史背景、人数规模和政策变迁，同时记录下了一个个留学生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该书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是“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客观的如同编年史一般的描述”。多年以后，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美国书写的？

　　林达的美国书写在知识阶层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低调的他们从来不接受国内媒体的专访，在本报的诚挚邀请下，同意刊发一篇他们谈美国书写的文章。

　　李雾是最新出现的美国书写者，相对而言，他的写作重点偏向于社会、文化等领域，笔锋甚为锋利，看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其后则蕴含着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

　　[第二代发言]

　　钱宁：书写留美学生的真实际遇

　　代表作《留学美国》是较早的美国书写之一

　　新京报：《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作为较早的美国书写，是到美国后就产生的写作计划，还是在观察美国，融入美国时所产生的写作冲动？

　　钱宁：写这本书是我当记者时的一个梦想。在到美国的第一、二年，我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写作此书了，直到第三年，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和想法，才觉得能够重新拾起这个梦，把它完成。

　　新京报：在观察美国、了解美国的过程中，哪些事情是最触动你的？

　　钱宁：美国留给我最深的“第一印象”是1989年，在我抵达美国的第一天，曾看到密歇根大学学生们校园周末聚会时的情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

　　新京报：美国留学经验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喜欢这种改变吗？

　　钱宁：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这包括观察世界的角度、对待事物的观念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感到困惑和震惊。

　　新京报：你做过记者，觉得自己对美国的观察角度客观吗？

　　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书的写作中，我一直试图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其间发生、经历和遇到的事件、场景和人物，而尽量避免轻率地去作出评判。我一直相信，新闻记者应当是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不该是一个裁判者，不论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还是文化上的。

　　《留学美国》作为一本新闻纪实作品，在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勾勒出70年代末期以来留学浪潮的历史背景、人数规模和政策变迁，同时，以访谈为主要材料，记录下一个个中国留学生不同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希望能以此反映出文化环境和社会体制的急速转换对一代中国青年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

　　新京报：仅以自己的经历进行美国书写，是否能够给读者提供全面、丰富的美国面貌？

　　钱宁：《留学美国》记录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一代中国留学生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美国，以及因此产生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改变。

　　的确，这是一部基于“个人经验”——被采访者和我自己的经验——的作品。我在书中写下不少的个人感受，因为这些感受本身就可以看作海外文化环境和社会体制的急速转换对一代中国青年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的“实例”之一；同时，这本书也借此反映和表达出新一代留学生，在经历了海外留学的改变之后，对世界上的许多事物的新的看法和想法。虽然这些看法和想法与我们过去所熟知和习惯的也许不同。

　　[第三代发言]

　　林达：近距离才能看出毛病

　　代表作《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美国的历史和制度

　　和大多数留学生及新移民一样，当我们一脚踏上这块广袤的陌生土地时，最初落脚点的选择是十分偶然的。我们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平常而宁静。

　　还来不及作任何思索，新移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就立即把我们投入了同样的辛勤劳作之中。这样，我们和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之间，自然就有了共同谋生而产生的共同语言，也有了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喜怒哀乐。我们无形中发现，美国已经渐渐地从一堆抽象的概念中走出来，变成了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

　　我们也有过称之为“边缘人”的苦闷。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进入这一块国土的同时，就在一瞬间也进入它的文化，而原来的文化背景又由于天长地远而渐显陌生。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亦无可躲避的窘迫。然而，时间长了，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的处境逐渐坦然，甚至悟出了些什么。冷静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够这样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和两种文化保持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它们不仅开始有可能化为一片风景，而且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

　　“边缘人”的苦恼在新移民中十分普遍，它只是两个强势文化聚焦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而产生的悲剧性效应。我们庆幸自己能够脱身出来。但是，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可能不想到，作为一个夹缝中的移民，尚且感受到矛盾与压力，那么，当这两种文化两个大国真的正面遭遇，彼此实际上是多么陌生和困惑。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发现，它们不仅有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有各自不同的语汇、语境和逻辑。有时，从一个大前提出发，顺着各自的逻辑走去，竟会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话只可能显得痛苦而吃力。

　　我们则是以一个普通新移民的身份去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家。既来之则安之。

　　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平常外来者，也会一眼就看出一大堆毛病来。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自己必须从沾沾自喜中醒来，因为后来很快发现，这并不见得就一定是自己高明且目光更敏锐。他们似乎也很清楚有这么一片阴影，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在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那什么是他们心中不熄的光明呢？他们在寻求着什么，以至于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呢？对于我们，这也是一个问题。在了解它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历史短短的陌生国家产生了近距离观察并书写的兴趣。

　　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我们发现，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交往。不论一个大国看上去有着多么坚硬的外壳，它的人民都是一个个平平常常，而再大的大国也就是由这些平常人组成的。当人民成为朋友，交流变成友谊，相互了解自然就开始了。任何一方，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总是一件好事情。 (林达)

　　[第四代发言]

　　李雾：我的观察更通俗

　　代表作《吾讲斯美》从社会文化角度解读美国

　　新京报：刘苏里先生在你的新作《吾讲斯美：近距离读美国》书评中这样写道：一代周励、钱宁，属前“286”，痛诉遭遇和个人奋斗史，二代林达，从386起步，止步486，着眼于故事中的历史和制度，薛涌是586高手，算第三代，把自己的体验糅进对美国的制度理解与批判中，你是第四代，“双核级”，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你又如何看待前三代美国书写者？

　　李雾：我也打个比喻吧。

　　如果按出书时间来分，刘苏里先生所说的“第一代”，他们讲的是“三国”(中国、美国、天国)民间故事，而且基本局限在前两国。其中钱宁代表高端，周励代表低端。太多的民间故事必然激起编撰正史的愿望，林达写的就是《三国志》。他强调了美国的法律和宗教，而宗教在美国人眼里就是天上的法，天上的法和人间的法共同勾画出叙述美国的大框架。薛涌写了《三国志》的注，特别是把叙述扩展到教育方面。然后我开始写《三国演义》，不违正史，但是更注重戏剧冲突。

　　我的叙述，主要建筑在“第二代”的叙述之上。比如，林达把美国的三权分立讲透了，我就可以当作是读者的已有知识，涉及时不必再作说明。《吾讲斯美》的副标题就是“近距离读美国”，这是从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标题而来。这里要向林达致歉。虽说我自己原定的副标题是“美国文化随笔”，但是，跟风林达的副标题印在我的书上，我也只能负责了。

　　新京报：相对而言，你更侧重美国社会文化，在你的美国经验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这是否成为了你的写作动机？

　　李雾：我本来无所谓写作动机，只是在工作中见到太多的文化误解，有所感触。两三年来，积累了一些文章，如此而已。

　　新京报：在你之前已经有了几代美国书写者，你在写作时是否有意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性？如果有，又是怎么做的？

　　李雾：我是写《三国演义》嘛，风格自然和正史及民间故事都不一样。我读小说比较多，也爱读小说。所以，《三国演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风格。

　　新京报：美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陌生了，对于美国的书写会永远继续下去吗？

　　李雾：中国人确实对美国不再那么陌生了。新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往往还会觉得美国很没劲。但对美国的书写仍然应该继续下去，而且要有更多的人来写。

　　首先，差异是永远存在的，而两个大国间的差异，总是值得比较和借鉴的。

　　其次，我们对美国，看得未必那么仔细，误解还是太多。

　　第三，在两国交往的过程中，新的误解必然不断产生。

　　中国人了解美国，主要还是靠翻译，而目前的翻译质量不是很理想。所以，仍然需要有人不断提供亲历亲知的信息，或作了深入研究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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