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2007年已经结束，西方媒体在报道分析过去一年国际形势与未来趋势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巨大变化十分关注，为此发表了大量评论。

　　有人把2007年称为“中国之年”，说一年来世人一直在瞪大眼睛看“中国奇迹”，惊叹“中国不断创造的世界第一”。有的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不再是一种预测，而已成为现实”。也有人以复杂的心态描绘中国，说它如今变成了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超级大国”。

　　无论赞叹也好，反感也好，反正谁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以一个实力强大的大国姿态崛起于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重要的国家了”。
　　
　　回避中国成就的背景原因
　　
　　西方这种反应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想当年中国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变化不过是空想。如今中国经济繁荣，国运昌隆。百业兴旺，商品行销全球，外汇储备多得令人犯愁。高原筑天路，“嫦娥”喜奔月，人间奇迹当惊世界殊。全方位外交进展顺利，赢得举世好评。这一切都是有且共睹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年终评论，有几点与往年不同：

　　一是担心中国超越西方。中国在过去一年与一代人时间内的发展，是与时间赛跑，以速度取胜。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在20多年内实现了欧洲 200年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转型”。从短期看，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已比西方快三到四倍，如以世纪变化的速度来衡量，则更相当于10倍。

　　世界形势变化，主要是靠大国发展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实现。如果把大国竞赛比作一场历史马拉松，那么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漫长岁月里，贫穷落后的中国一直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而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加紧自强不息急起直追，一个又一个超越了西方大国。由于中国“超英赶美”不再是梦想，西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已经难掩其心头之殷忧。

　　二是回避中国成就的背景原因。西方可以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成就原因是什么却讳莫如深。因为中国成就并非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而是历经百年忧患，付出巨大代价，接受无数教训。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不断探索，才找到了明确方向，制定出有效政策，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改变了国家面貌。

　　中国是不断超越自己才能一步步超越别人。如果西方肯定中国的成就而又肯定它的方法与价值，那岂不等于否定西方本身的价值了吗?

　　三是少谈“中国威胁”，探讨如何对策。多年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甚嚣尘上。西方的年终评论，赤裸裸的威胁论已不占主导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论调。

　　美国《外交》双月刊在题为《中国崛起和西方未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会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虽然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较量中拥有一定“优势”，但美国可以“不试图阻止中国崛起。而是让它顺利地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与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可以避免与中国对抗，而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以便影响中国。
　　
　　“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
　　
　　《纽约时报》则提出另一种观点。在世界银行最近按照购买力平价把中国经济规模有所调低之后，这家报纸认为，“如果不把中国说得如此富有如此强大，中国就不会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议员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理由向人民币汇率发难了”。英国《金融时报》也有类似看法，主张不要把中国说得那么强大，使“那些将中国视为政治和经济威胁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放松”一些。

　　这无疑是点破了一个秘密。原来“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与散布者需要故意制造中国强盛的舆论。以便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借口。

　　总而言之，西方年终有关中国的评论，反映出决策者和舆论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不安。他们眼看形势不可遏制，但又捉摸不定究竟以何种手段来应付中国的崛起。如果要与中国冲突对抗，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力量对比变化与发展前景肯定会不利于西方。

　　回顾一二十年以前，美国与西方的对华政策只需要在交往与遏制之间进行选择。即通过交往以影响中国发展，或进行遏制。但是现在的形势比以往复杂得多，中国已经从当年美苏冷战时期“四两拨千斤”的四两变成了千斤，既有硬力量又有软力量，比苏联难对付得多。

　　在经贸关系与国际局势中，中国与西方已经形成了相互需要、全面合作的格局，任何企图以“胡萝卜加大棒”来施加压力的做法，必然引起对方的反压力，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唯有脱出意识形态的框框，面对现实，寻求合作，争取共赢。就连《外交》杂志这样不可一世的西方权威杂志，这回也做出了“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的结论。而纽约市长彭博则说得更好：“中国过去20年经济转型的进程，是一个具有魅力和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美国很多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而把中国拿来当替罪羊，称中国是我们的问题来源，我相信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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