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

　　1978年至今，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120万人次。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全球一道亮丽的风景，留学归国人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骨干作用，留学教育成为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

　　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59年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走过了辉煌并坎坷的历程，出国留学政策日臻完善，并始终与社会的进步、公民的意愿、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紧密关联。

　　出国留学政策日臻完善

　　今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30周年。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及政府机关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对留学政策、留学现象、留学活动、留学文化进行研究，对邓小平同志30年前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予以纪念。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政策，为出国留学的管理与活动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有所扩大。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人员政策还明显带有试探与摸索的性质，但已逐步克服了留学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政策性障碍，开创了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断扩大派遣公费留学人员和不断放宽自费留学限制的政策。从国家到地方，从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出国留学政策运行机制。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筹经费三条留学渠道优势互补，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两组政策体系相得益彰。出国留学的进程表明，出国留学政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出国留学实践是对留学政策的体现与检验。

　　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

　　通过对出国留学数据、留学活动规律、留学政策演变的研究，通过对留学事件中整体与个案的观察，以及对中国政府管理留学事务变革与现状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自本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这样一个结论。

　　当前约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希望或准备留学，每年约有十几万人实际成行出国留学，说明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青年重要的学业选择和生涯之旅。中国当代的出国留学活动经历了从少数人留学、“特权”留学到盲目留学，再到理智留学的变化；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从绝密、秘密、保密到现在公开、公正、公平的演变，这些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是中国留学活动逐渐走向成熟的体现，表明中国的留学活动从本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

　　笔者认为，作为“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标志，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国家政策性文件的发布呈现少而稳定的状态，即不再频繁发布文件，不再有限制性政策；2000年以后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呈现中度稳步增长的态势；国内留学预备人员呈现出一种比较理性和理智的心态；在外留学人员的学习、生活、就职以及参与社会活动表现出稳定和谐的态势。

　　“留学大众化”说法值得商榷

　　2007年前后，社会上有人提出了“留学大众化”的说法，提出和响应的人士基本固定在留学培训和留学中介机构的经营者群体。对此，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杨新育曾提出质疑，认为是否选择出国留学要因人而异，且实际留学成行的人数远未达到“大众化”。笔者比较认同杨新育女士的意见，即就目前的状况和趋势而言，“留学大众化”的提法为时过早，或者说这样的提法还缺乏基本的研究依据和应有的数量支持。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留学大众化”提出者的真实意图，估计所借用的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博士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论”中的概念。即便是参照和对比中国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两者之间的人员参与数量，即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上千万人和留学成行的十几万人，就可以发现“留学大众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如果说“留学大众化”的说法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也应该是留学政策的大众化、留学制度的大众化和留学志愿选择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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