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当了几天美国公民，就被抽中做陪审员。

　　所谓陪审员，就是陪审团的成员。陪审团有大小之分，大的23人，小的9人。我参加的是纽约高等刑事法庭的大陪审团。

　　在美国，做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陪审员可以和法官平起平坐。不少老美不愿做陪审员，因为要把案子陪到底，有些案子审起来旷日持久，有些情节严重、知名度高的案子还需要把陪审员和外界隔离，他们可能被请到宾馆去住，和住高级监狱没什么两样。

　　除非有很说得通的理由，比如家里有病人或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或自己老弱病残没法出门，或自己犯过案，否则都要去履行义务。给老板打工的人，工资老板照发；自己做老板的人，法庭每天发给80美元的补助。在纽约州，你做了一次陪审员后，8年内可不用再来。大陪审团的成员几乎不经过挑选，只要英语听说没问题就行。小陪审团成员的选择比较麻烦，控辩双方都满意才行。有人给我出点子，叫我声称英文不好以便被“放一马”，但我还是决定尽这个光荣的义务。

　　当法庭文书告诉我们，大陪审团的工作要持续4个星期，共计20个上午时，人群中顿时发出不满之声，但多数人没有借故离开，因为如果这次不尽义务，法庭会不断叫你前来，直到你做了一次陪审员为止。

　　20天里，我们陪审了60个案子：诈骗、偷盗、抢劫、贩毒、强奸、行凶，什么都有。

　　“受害者的证词可信吗”

　　第一个案子是元旦凌晨发生的打人案件。被打的一男一女头部都被缝了针，虽然在几天里就恢复得几乎没留痕迹，可是年轻的女被害者还没开口就已泣不成声，立即获得了大伙儿的同情。“这还了得！这帮恶棍！”一位女士愤怒地说。别的陪审员也小声议论起来。检察官提醒说：“你们不能当着我们议论，如果你们需要议论，等我们出去以后再说，你们也可以要求我们出去。”大家都不说话了。

　　受害者、检察官和法庭的速记员离开后，陪审团顿时吵嚷起来。有人说：“我们现在就表决吧！”说着就把手举了起来。紧接着又有人说：“慢着！”

　　一位60岁上下的黄头发女士，用缜密推理使大家明白，女受害者和警方的证词不一致。受害者说自己被打后就昏迷了，不记得后来的事，可警方说她被抬上救护车时还说了话。“她的证词可信吗？”黄头发女士把我们都问住了。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大嫂放下正在织的毛衣，说：“这个倒不可疑。我儿子一年前被车撞了，他也不记得被撞前后的事情。”

　　“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你的经验。要是伤害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那为什么他们的伤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被打没几天啊。”又有人说。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儿，可别冤枉好人。我可不想随便把一个人送进监狱。”一位中年女士说。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说：“我提醒大家一下，别忘了我们是大陪审团，我们只是决定这个案子是不是应该进审判法庭，而不是在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罪，那是小陪审团的事。”大家都回过神儿来，于是马上举手表决，结果一致同意对嫌疑犯提起诉讼。

　　顺便说一下：大陪审团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而小陪审团的原则是“不错判一个好人”。

　　幸运地“捡到”枪和信用卡?

　　还有一个案子：嫌疑犯拿着别人的信用卡去买摄像机，被收银员看出签名的破绽，当即被商店的保安扣留。收银员、保安以及被盗信用卡的主人挨个作证，还有嫌疑犯在收据上签名的复印件以及他写下的“以后再不登门”的保证书，可谓铁证如山。我们正准备表决时，这个案子的嫌疑犯要求出庭。陪审团来了兴致，迫不及待地要和他面对面。

　　嫌疑犯迈着从容的步伐出庭了，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证人有权不说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话，嫌疑犯也是如此。但如果嫌疑犯要作证，就必须放弃这一权利。

　　陪审团的团长首先确认嫌疑犯在放弃这一权利的文件上自愿签字，然后向他宣读誓词：我保证我所说的话句句属实，请帮助我吧，上帝。证人通常简单地说“我保证”，只有这个嫌疑犯重复了全句“请帮助我吧，上帝”，声音中带着一丝乞求。接着，他否认盗用信用卡，说他那天在商店捡到了一张信用卡，把它交给收银员，没想到反被陷害。

　　“那你为什么写下保证书说再不登商店的门？”女检察官问。“我只想脱身。”“你在1992年是否承认非法携带武器？”“是的。”“当时，你辩解说你是在路上捡到的武器，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检察官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发觉，这个人在撒谎。哪有这么巧？手枪和信用卡都让你捡到？
 
　　“收银员没有理由诬陷他。”一位很少发言的短发大姐说。

　　最后12票通过。这个嫌疑犯运气真不好。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手中的票确实关键。

　　后排的黑人女郎突然大骂起那个嫌疑犯。我问：“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你没看见他是黑人？黑人的形象就是让他这种人给毁了！丢人现眼！”我觉得好笑，我看到华人犯罪也是格外气愤，好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似的。

　　两个星期后，许多人开始不耐烦了，桌子上出现了报纸和零食，大家在休息时分享饼干、葡萄干、花生米和各种坚果。我特意跑了几趟中国超市，趁机推广中国食文化。只有一位女士不领我的情，说包装上没有说明营养成分，她不敢乱吃。在她小声嘀咕着“还剩几天”时，打毛衣的女士开始了她的第二件“毛衣工程”。

　　4个星期后，我意犹未尽，想接着做陪审员。正好有一位女士不喜欢当陪审员，我就到法庭文书那里毛遂自荐，可他说：“你不能接着做，两年后才行。”原因是，如果有了“常任陪审员”，恐怕就会有人来收买。我真佩服立法的人，竟然把这些可能性都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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