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西澳大利亚已是深秋。四季虽不分明，但也能偶见一些金黄色的落叶树，刹那间感受到微凉的空气，还以为身在英国。英国给人的印象稳重深沉，秋冬时不充沛的阳光里树叶逐渐飘落，因多雨而堆积青苔的古老建筑高大密集，身穿黑色风衣的上班族随着悠扬的钟声匆匆来去，这些都是典型的英伦光景。

　　这也是我内心深深怀念的伦敦。飞奔的光阴一经沉淀，美好的景象总是占据了大部分记忆。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伦敦。到过伦敦的人多半会觉得伦敦与想像有很大距离。许多地方十分衰败冷清，曾经的工业繁荣残留下来的废弃厂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兴建的简陋公屋、幽暗生锈且充满霉味的地铁站，正是“另一个”伦敦的写照，不必讳饰。

　　“两个”不同的伦敦，这种视觉反差经常冲击着我的大脑，但从未使我困惑过。2001年，去英国之前，我在南京大学完成法学本科学业。10年前中国主要大学的法学院里多被近乎经院式的风尚所统领，师生们对西方法律充满兴趣。我曾是最虔诚的少数人之一。虽然热衷于精深的法理，欣赏西塞罗的正义观和洛克的自然法，但和许多人不同，我天生缺乏盲目崇拜西方的热情，因为我同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服膺其毫不逊色的无数宝贵资源。正是抱着汇通中西、探求报国之道的素志，我选择来到西方现代文明滥觞之一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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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两个”伦敦都为我所钟爱，因为它们完整不可分割，让我从一个大国的世态民风中，客观真切地体验着文明的利弊兴替，从而保持平等心、平常心，将当代西方视为人类发展的某个过程，而非完美典范。大英帝国衰落了，但它仍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仍然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一流的学术人才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再过一百年会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循环或有长短，却是常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应当看得很透。16世纪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耶稣会士惊叹明朝的先进，自愧弗如。中国旋风如此强大，不但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需求，亦启迪了法国的民主思想。正如当代汉学泰斗安田朴(Rene Etiemble)所说，欧洲一不小心曾被中国化了。但到了19世纪，黑格尔便可大声断言，中国文化已经处于极低微的地位。从此，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就没有彻底翻身过。

　　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延续着黑格尔的心态，而不能将数百年来中国遭受的艰难挫折，视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波澜。他们头脑里的中国是静止的，静止在落后中。许多西方人批评中国时底气十足，一旦被问及中国的历史时事，却似是而非、一知半解。这种盲目的自信毫不奇怪，因为人的心理天然倾向于一种厚此薄彼思维，失意时这山看着那山高，得意时妄自尊大。西方仍在得意时，所以西方中心论仍然根深蒂固。我们则相反，辉煌的汉唐早已没了感觉，以致颇有一些人，想像着西方国家充满了民主、平等、自由，忿忿然认为中国一切都不行，似乎只有西方的主才能拯救中国。

　　切莫自卑，亦不可自大，而应当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平等地观照中西方文明的变迁，我将之称为“等量比论”。非等量比论的思维多从眼前倒推过去，实是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症结。比如，人们广泛指责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的制度与观念，但却不知这些范式在西方也不过是晚近才得以发展，正如英国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被发明的传统》一书中指出，西方许多看似悠久的传统不过是近世的发明而已。但西方人却先验地自信其现代化的辉煌来自这些早就牢固确立的传统，并且是其他社会所不具备的。19世纪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便是这种思维的代表。

　　其实，漫长的挫折之后，中国必将再次复兴，因为中国文化非但不与现代性不相容，且更具备目前西方文化中不具备的、进一步推动人类现代化的某些积极要素。现代化不是静止的，可以说现代化远未达到。西方只是开了个头，中国不但要接着走，更要再进一步，起码不应重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这不是说，不要再学习依然领先的西方了，正如徐光启所说，应当是兼收并蓄、会通而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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