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四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与对话，从“外国学者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及国际事务行为。访谈还就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在全球化下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对话。作者提出，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开放心态，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
　　　
　　2004年11月至2005年9月，作者作为“中加学者交流项目”（CCSEP）学者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研究和学习。在研修期间，作者有幸认识了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前任系主任桂时雨教授（Richard William Louis Guisso）、三一学院院长莫美菱教授（Margaret Macmillan ）、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项目主任傅尧乐教授（Bernard Michael Frolic）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卜正民教授（Timothy James Brook）等来自多伦多学术机构、媒体、艺术学院、国家实验室的专家与学者。为更好地了解加拿大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和想法，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普通中国人通过“外国学者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及国际事务行为，跳出习以为常的中国人的自我观察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作者于2005年8月分别与上述四位教授进行了访谈和对话。
　　
　　一、关于中国文化、文明的对话
　　
　　受访者：桂时雨教授，197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东方学史学博士。1980-1985年任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主任，1998-2004再度任东亚系主任。研究领域：东亚文明。主要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作：《武则天与中国唐朝正统政治》（1978）、《中国第一位皇帝》（1989）。

　　钱皓（以下简称钱）：Guisso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谈。我知道您是加拿大中国研究的资深学者，但令我好奇的是，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加拿大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将学术兴趣定位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研究？

　　Guisso: 我个人的学术旨趣是历史。我最初的学习领域为欧洲史，后转为中国史。转轨的原因是：第一，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在大学二年级选修了中国史，而我的导师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文言文并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经典文献。 第二，获得了学习汉语的机会。由于中国在1964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在“中国核威胁”下，1965-1966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美国甚至担心中国会轰炸旧金山。为此，在美国，学习汉语成为一种国家需求。加州国防语言学校（Defense Language School）开设了俄语和汉语教学，我得以在该校学习汉语。第三，多伦多大学是一个中国研究专家荟萃的地方，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毕业后我曾经去台湾学习、研究一年，后去日本（1968-1971）学习中国历史达四年之久。第四，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强调“和谐”，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而欧洲文化充满“冲突与战争”，如“十字军东征”。这是我所感兴趣的地方。

　　钱：在您的课堂上，我可以感受到您对中国文化史的热忱。那么，您对中国历史上哪种学派或思想最为欣赏？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点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观点是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哪里？

　　Guisso: 我个人欣赏“浪漫的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实际上，中国的各思想流派相容性较好，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之间的交融。它与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国强调各派的合作，至多是竞争，但西方强调的是“冲突”，宗教战争是最好的说明，而美国对外部世界传播“美国式民主”也属此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的“阴阳观”和西方人的“非白即黑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阴阳观”具有浓郁的“包容”特征，而“非白即黑观”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帝国文化。自唐朝后，中国文化是一种防御性文化，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总是相信外部世界的人会来中国学习，而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可以让中国来教诲（teach）他国，但中国不“逼迫别国做这做那”。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的态度后来逐渐转为“学习”，但中国人从帝国的治国理念中学到了许多教训。帝国的治国方略强调“探险”（explore）、“归化”（naturalization），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排他性，因而“阴阳观”下的中国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治国方略。从历史上看，最初是西方的学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哲学，特别是士大夫文化（high culture）情有独钟，当然中国的丝绸以及技术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也相当大。在加拿大，中国人被誉为“模范少数民族”。他们注重教育、家庭和谐、不制造麻烦、较少犯罪、不沿街乞讨。从广义上讲，东西方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艺术和生活。西方人强调个性化和个性发展，强调宗教以及现世文化；东方人强调集体文化、意识形态和来世文化。[3]

　　钱：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国内或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多样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失去其原生状态；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外部文化整合；另有学者提出了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药方”，如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当然这种“新儒家思想”（New Confucianism）与宋朝的“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是截然不同的。您能否就此现象做一评价？

　　Guisso: 杜维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化走得太远。特别是在过去的50年间，毛时代的“自我封闭”思想的主旨是保守的“毛主义”，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更是几乎摧毁和丢弃了所有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提出“新儒家思想”是对的，但无疑是徒劳的，因为“马已经死了，鞭打死马是没有用的”（The horse is dead, and no use beating a dead horse）。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人认同的“根”。儒家文化强调教育、敬重老者、自省和修身。现在，全球化的浪潮使“文化孤立主义”难以生存，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文化全球化实质上已演变为“美国化”，日本就是一个过度“美国化”的最好案例，它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了。

　　钱：谢谢Guisso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辟阐述。我仍然记得，在您的课堂上，您多次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防御性（defensive）而非进攻性（offensive）。那么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防御性特征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是否依然发挥作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Guisso: 实际上，“Threat”在英文中是一个中性词，在政治文化中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从军事角度看，中国没有军事威胁性。中国没有驻外军事基地，也没有将军队派到国外参战。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让步的常常是中方，这是中国“防御性”文化体现的一个方面。中国防御性文化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中国的“审查制度”，其覆盖面之广、审查之严，堪称世界之最。这就是现今中国防御性文化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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