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来到澳洲的时候，还是别人眼中圆脸、长发，阳光的中国姑娘，一口京片子脆响。放弃了国内优渥的工作，只为多看看这个世界。趁着那一拨出国热，我花了一万左右的美金，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亲人，远渡重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个韩国人开的家庭小作坊制衣厂。工厂设在老板家里，加上老板才三个人，每天像机器人一样车8个小时的衣服，收工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就这样，每周可以挣300元澳币，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有时候也觉得茫然，我从北京跑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然而一切感慨都没有生活这个命题来个实际。我积极地交朋友，在国人匮乏的异乡，只有浓浓的乡音才会让我倍感亲切。直到我认识了来自南京的Lily。

她比我早几年到澳洲，年龄也比我大些，我们却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有说不完的话。等到我拿到澳洲永居权后，我对Lily说，“以前因为没有身份只有夹着尾巴求生存，如今咱也是这块土地的一份子，我要和这里的白种人一样好好地享受这里的蓝天白云。”

这也是我反复对自己说的话。是的，我在悉尼这个大城市里仍然孑然一人，但我可以工作，拼命地挣钱。只有靠自己挣来的钱，才能花得潇洒。我辞去了小作坊的工作，去了一家大清洁公司，在一家高级商场里干活。每天重复的工作就是拖地、擦桌子、清洁电梯扶手，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

一份工作的钱只够生活，我又再找了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当搬运工，工作强度很大，有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Lily看我太辛苦，常劝我说，干吗呢？差不多就行了，干两份工作还要交双份税，不值啊。我说我愿意啊，交的税多总比没有强。真的，交税让我踏实，这样我就更像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而不是一个过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Thomas。

Thomas认识Lily，而Lily认识我。所以缘分这东西，拉到了国外也还是很奇妙。

Lily这样形容Thomas：一个事业有成，幽默善良的老好人，爱帮助人，还喜欢在中国人中扎堆，几年前就和几个中国人在大陆投资开工厂。Lily说，他像白求恩。

就像她说的那样，Thomas是个好人，我们都被彼此吸引了，分手时，Thomas说想送我回家，我说，ok！Why no？

我和Thomas开始了交往，像多数异国恋那样，浪漫却又平实。我辞去了在商场的清洁工作，去Thomas的公司帮他，下死力地干，全无私心。渐渐地，我成了Thomas的主心骨，随Thomas去看他的中国工厂时，他陪我去看了北京的父母。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Thomas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减少，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他的中国妻子。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得上幸福美满、并且富裕。是的，Thomas很富有，他拥有无数的不动产，二个MOTEL，还有银行的巨款……突然之间，我这辈子再也不缺钱了，成了真正的富婆。我曾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学习去过一些安逸的生活，比如住在大房子里，无聊的时候，去捞游泳池里的落叶；花了5000澳币去插花班学习插花艺术，5000澳币，我都快想不起我曾经为了2000澳币的价差痛哭过一场。

我欣喜若狂地接纳一切，新生活展示了许多我原来不会也不懂的东西，Thomas也乐得宠溺他的新婚妻子。那是一段天堂般的时光。

只是，当浪漫的恋爱结束，家庭生活渐渐步入平静后，我才发现原来中西结合的婚姻差距挺大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Thomas吃不了中餐，如果一个星期吃两次中餐的话，他就会投诉太油了；我要天天打扫卫生，布置家庭，应酬彼此的朋友来家Patty；我们常在餐厅吃饭，可每顿饭要是超过了100块钱，Thomas就会大叫“太贵了，怎么是在吃Lacoste(鳄鱼)！”

我慢慢地明白，Thomas虽然经济很宽裕，在生活上非常克己，从来不喜欢排场和浪费。在双方慢慢适应中，我有了BaBb，分娩时老公一直在产房陪我，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他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没想到生孩子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不会再有以后了。”

我们的儿子杰森出世后，Thomas几乎放弃了一切工作，可此时，和他合资的工厂因财务出现了问题，Thomas的投入几乎化为乌有。为了捍卫我的家，我一次又一次和合作者力争，最终的胜出是用厂里的产品和几个商店的物品作为抵押品，可那些房租和人员工资仍要付出，我每天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开几个小时的车，中途还得停下给孩子喂奶，最后东西虽然都贱卖了，但收回了成本。

在北京开的商店，也因为疏于打理而造成产品积压，我在北京租了个房子，然后一个人北京悉尼之间来回穿梭奔波。因为Thomas不习惯中国的生活，只好带着孩子留在悉尼，长时间总是见不到妈妈的儿子，常跟爸爸喊着要找妈妈，那段日子真的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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