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会拒绝哈佛的奖学金？我在绝望之馀，终于决定接受芝加哥大学的「免学费」奖学金，至少可以为父母省下一笔可观的学费。其实父母亲根本无力资助我「自费」留学，他们两人任教的全年薪水，还不够买一张到美国的飞机票！为了我到芝加哥的旅费，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负笈留学。

    我申请到哈佛大学去读研究院，纯属偶然。记得在台大外文系就读的最后一年（一九六一年），毕业在即，前途茫茫，于是随著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且是女同学居大多数）申请赴美。当时到美读书是一种风气，大家趋之若鹜。然而，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念什麽呢？只有极少数的人敢念文学。 

    偏偏我在台大外文系的几位同学和好友──刘绍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秀美）、欧阳子（洪智惠）、林耀福、戴天（成羲）、张光绪等人──都热爱文学，在大三就办了一本现在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杂志《现代文学》。而我呢？除了为他们摇旗呐喊并偶尔翻译几篇文章外，别无贡献。我虽喜欢文学，但不敢专攻纯文学，那麽，到美国去读什麽呢？

    于是我就胡乱申请，到处乱寄申请信：耶鲁和印地安那大学的戏剧系（我在大四那年选了董汉玖教授的戏剧课）、爱荷华和伊利诺州立大学的新闻和传媒系、还有加州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系。最后，为了更「实际」一点，觉得应该申请读一门「有用」的学问：因为我读的是外文，所以以为可以学外交，而外交就是「国际关系」，于是我糊裡糊涂地决定申请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以防万一──万一我的戏剧和电影梦落空的话，至少还可以学到一样东西谋生。而且当外交官也颇体面，说不定还可以在某国外交部举办的舞会中和某大使女儿共舞！这是我在新竹中学读书时一位英文老师（他曾做过中华民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一等祕书）说给我们学生听的「好故事」。

    一切申请手续布置完善后，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不妨试试申请哈佛」。我当时颇为犹豫，以为机会渺茫，白白浪费了申请费，后来又觉试试无妨，反正我在外文系四年读书的成绩不错──一名名列前茅的学生。说不定会受到这个名列前茅的名校青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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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读研究院，主要看你要学的那一门的准备工夫做得如何？英文考一百分也没有用，而如要申请哈佛念本科，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一位申请的学生不仅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个个都是天才。那麽，我要申请到哈佛念哪一科呢？哈佛没有戏剧系，更没有电影或传媒，我应该念什麽呢？在大二的国际关系课上第一次听到哈佛教授费正清的名字，而且据说他对台湾的国民政府不甚友善。我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灵感，以为自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皮毛常识可以得到他的重视，遂决定申请哈佛的东亚研究，而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修科，先修硕士班的「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这个项目。

    申请表寄出后，我未几就毕业当兵去了，很侥倖地抽籤「中举」到空军幼年学校去做英语教官，每天除了教课外，无所事事。该校位居台湾南端的东港，周末还可以坐火车到高雄的「空军俱乐部」去和中学女老师跳舞，玩得乐不思蜀，竟然忘了申请到美国念书的事。第二年（一九六二年）春天，父亲寄给我几封美国大学的信，我的申请纷纷落空，而独有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收了我：芝加哥给我免学费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说我得了一份「另类奖学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觉得内中的英文名词有点太怪：「alternate for a fellowship」──我把「alternate」这个字初解为「另一种」奖学金，却把「for a」这两个小字眼忽略了，后来回家和父亲商量，他也作同样解释，以为我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后来几经细读「文本」之后，才领悟到我原来是「备取」或「候补」：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我或者还有机会，否则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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