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身份的认证，东西方社会的做法总是有些不同。比如我们中国人喜欢在一定的关系中体现身份，像谁是谁的爷爷，谁的二大爷，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以他们的头衔或官称来表示身份。有一家三口开了一家公司，老公任董事长，老婆任总经理，儿子任会计。在家里是夫妻和父子的称呼，在公司就要用官称。比如老婆接了电话会说，“张董事长，你的电话！”老公接到电话也会说：“这件事你找张会计吧！”他们这样称呼很自然，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而西方人就不同了。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场合，他们通常是直呼其名，自我介绍也是用名字，很少在名字前加官称的。其实，最能表现西方人身份的是三个概念，那就是公民、选民和纳税人。

      说到公民，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国籍和护照，但是公民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方面受法律的保护，享受福利待遇，但同时也要承担公民义务。比如西方社会通常实行的是征兵制，点到你的卯，不论你是学生，还是经理、董事长一律穿上军装受训。还有一项公民义务是做陪审员。一般法院有刑事案件，就随机给“公民”发传票，让你某月某日到法院报到，到时候不挂号的，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所以当公民也不是那么轻松的。被选上陪审员的，少则几个星期，多则几个月就得蹲在法院里，哪怕你一分钟挣几百万，你也不能推辞，而且法院只发给你交通补贴，你的经济损失一概不管。当然，法院也不能老是骚扰公民呀，那人家的正常生活还过不过了？一个公民一生只被传唤三次，三次过后你就免除法院的“牢狱之灾”了。

      中国人谈起西方的民主和选举总是津津乐道，但是却忽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选民，或者说是选举人身份。公民可以是一生下来就得到的，也可以是通过归化加入一个国家的国籍，但是选民身份却是强制性的，没有选择余地的。在澳洲，公民一到18岁就会成为选民，必须参加市、州和联邦三级选举，无故不投票者将被处以罚款。一个人住在哪里，他的选区就在哪里，通常一个人一搬到新家，马上选举委员会的信就追到家门了，你想躲都躲不掉。可见，当选民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当然了，草民们无职无权，位微言轻，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便好像有了出头之日了，一张选票微不足道，可是一粒米可以改变斤两，有时候小人物还真能决定大人物的命运。所以，西方人历来都把选民身份看得十分重要。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最能展示一个人的身份的要算“纳税人”了。在澳洲，拿到工资要交所得税，买生意要交印花税，拥有投资物业要交土地税，卖股票和房地产要交增值税，进出口要交关税，买东西要交服务税，总之，一切与钱有关的活动都离不开税。在中国，国家财产名义上是属于“人民”的，但是人民这个概念太抽象，而在西方社会，国家财富属于纳税人，也就是属于财富的创造者，而没交过税的人，像儿童，领救济金的人和流浪汉则对国家财富没有拥有权，他们只是财富的消耗者。因此，作为一个纳税人是非常自豪的。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艘军舰是我们纳税人的钱造的，那条道路是我交的税建造的，他甚至可以对警察和公务员说，是我们在养活你们。正是因为“纳税人”如此举足轻重，所以政府各个部门决不敢怠慢他们。每年的预算总是要为了节省纳税人的钱减了又减，同时也有独立的审计部门核查政府经费的使用，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要有个明确交代的，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贪污、腐化的现象。中国人提倡的是“为人民服务”，西方政府讲究的是“Duty of Care”，意思是说，时刻考虑是不是最有效地使用纳税人的钱，有没有多收一分钱，有没有浪费，是不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这不是说大话，而是政府对纳税人实实在在的承诺，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是政府和公务员的衣食父母。

      西方人的公民、选民和纳税人这三个身份，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表现了西方人的国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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