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说，中国今年留洋人数已突破13万，也就是说又有一大批学子远涉重洋了。小时候，总觉得留洋特了不起，让人羡慕得流鼻血，未曾想，时光倒转，今天只要有钱谁都可以留洋。我家隔壁老张家的二小子，高三上了好多回，今年高考离二专还有较大的距离，这回人家可要去加拿大留学了，但我不愿意相信，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好的人能学到外国的文化？
 

　　我有位同学在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供职，他告诉我，加拿大的名校入学条件也是相当苛刻的，比如滑铁卢大学对学生英语的要求必须在雅思6．5分以上，当然，看上滑铁卢大学，还因为那里的数学和工程学院的缘故。再者，要上滑铁卢大学得有80万元人民币资金准备，否则，很难进入滑铁卢大学的。看来留洋还要与人民币紧密相连。



　　许久以来，许多人只觉得应该出国留洋，至于留洋学什么，好像无所谓。其实，中国人的留洋潮已经汹涌无数年了。早在上个世纪初，国门一经被打开，一批热血青年便涌出国门，去的多是欧美，总的理由和目标只有一个：科学救国！那么，先让我们看看那一代人文精英们的留洋成果吧。据记载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1828～1912），他留美7年，除写成一本散文《西学东渐记》外，别无他著。至于那位被称作传奇人物的拥有12个博士学位、通晓9种语言的且浪迹天涯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曾在英国的大学里盘桓了15年，但他对于英国的研究，居然没有只言片语。鲁迅赴日学医不名却生成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杂文，郭沫若留日8年，与日本直接有联系的就是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的研究依然是中国的甲骨文与中国史。于是在那一代精英人群里，我们可能已经十分自然地可以接受，诸如留学康奈尔大学的胡适以及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留学威尔斯利大学的冰心的硕士论文《李清照》；留学伦敦大学的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却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的生活》；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王力其博士论文选择了研究广西方言。由此可见，我们的前辈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留洋学成的精彩，当然，他们都达到了较好的洋文水平以及留下许多与学术无关的动人故事。因此，当我们在检索历史时，不止是一种惭愧，更要多一份教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洋留”，也就是老外来咱中国留学。还在上世纪70年代，当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发展史》出版之时，令无数中国人对这位来自英国剑桥的学者发出由衷的敬佩，记得有一位华裔英国人说过：“假如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我会表现出双倍的热忱与激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其真正价值在于首次披露了许多长期遮蔽的盲点，以致众多人惊呼：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了呢？同样是上世纪的1977年，就在作家沈从文依然埋头研究中国服饰时，美国人首先出版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这才唤醒了中国人开始注意一个被长期冷落的原本伟大的作家。当然，今天研究中国“赤脚医生”的在新加坡，研究敦煌学的在日本，“红卫兵”与“文革”的研究重镇在哈佛。两相对比，我们发现，我们研究洋人的如此浅薄，而洋人研究我们却如此之艰深。
 

　　总之，1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必须终结。这在于中国从来就不缺少研究的题材，而是让我们一次次错过，也不是洋人没有我们该学的地方，我明白，西方的人文社科的领先性是不言而喻的，有时与他们的差距甚至大大超过了自然科学，只是我们总是选择错了地方。因此，仅仅将留洋作为装潢是永远不会得到真谛的，千万别因为看着墙外的蔷薇而踩坏了脚下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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