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维新运动重要理论家的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

　　光绪三年(1877年)，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他十分用功地研究了西洋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还时常与思想颇为“激进”的清政府驻英国大使郭嵩焘讨论中西学术和政治制度的异同。光绪五年(1879年)，他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此时，与他一样留学英国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变法图强，日本迅速步入“西化”。严复对此触动很大，就立志“学以致用”：他以资产阶级经典理论作武器，宣传西方自由思想，翻译了《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点，来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文章，宣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论，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他极力推重西学，大力提倡“西学格致”，指出对于救亡来说，程朱之学“无实”，“徒多伪道”，陆王之学“师心自用”，其他考据、辞章“无用”。他还猛烈攻击君主专制，他认为“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最能欺夺者”，“所谓大盗窃国者”。他又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由此，他提出用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思想和专制政治，并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同时，他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积极培养维新人才，直接参预维新运动，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严复的努力却无疾而终，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和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使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思想家、维新派“幡然醒悟”：原来好端端的“西学”在中国却行不通，中国希望还在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四次科举都落榜的严复，又重拾孔孟之道，再举程朱之学，彻底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他甚至忘了以前大力鼓吹的“西学格致”，猛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否定先前自己倡导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甚至断定：“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他觉得，“大乱之道”绝不可行，还是咱们自家的“两千年之政皆秦政”稳妥可靠。之后，严复“急流勇退”，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提倡尊孔读经，1913年参与发起“孔教会”，1915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授意杨度组织“筹安会”，严复竟为发起人之一，彻底沦为复辟封建帝制的鼓吹者和践行者。“五四”时期，他又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甚至认为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属于宗法社会的产物，会导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就这样，同是一个严复，先是豪情万丈地放言并身体力行“西学格致”，而后却像患上遗忘症似的高谈阔论什么“大乱之道”，先崇“洋”而后复“古”。一前一后，判若云泥，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其实，这实在怪不得学贯中西的严老夫子，因为他倡导并亲身躬行的“西学格致”不仅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且还被中国传统的东西“染黑”了。正如后来的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染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当然，严复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出自“染缸”，所以，他并不怪罪于“染缸”，相反，却问罪于“西学”。由此，他绝望于“西学”而重新寄厚望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并不奇怪了。

　　这是严复的不幸，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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