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来喜欢自称“节俭的民族”。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多少有些叫人心酸。小时候，家里穷，什么都得节省着来用。特别是穿衣服，往往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老三这么一茬一茬地继承下来。然而我们家先出场的是我姐姐，我算老二。这样你就能猜到要发生的问题——我必须继承我姐姐的一些衣服。特别小的时候，外衣也还可以，稍大一些，我姐姐穿过的外衣自然不好继承，但是棉衣则是免不了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姐姐穿过的一件花棉袄，因为形势所迫，必须落实在我身上，否则北风是不跟你讲条件的。

   　 为了我的“面子”，我妈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比如把袖口和衣服的边上都缝上了蓝色的边，但是淘气的男孩，如何能保持“严谨”的状态？所以，每当追逐游戏的时候，我的花棉袄总会顽强地从罩衣中突围，在同学们怪异的眼神中，我总会有一种期待：什么时候，给我换一件蓝色的衣服。

   　 讲这个有点心酸的故事只是要说：节俭有的时候，并非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因为不足和匮乏。

  　  现在，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大多数，想必已经不用节俭，甚至一些富人已经开始报复性的消费，以补偿前半生的“缺乏”。但是不少人则依然还需要节俭地过日子。看看那么多失学的孩子就知道了。

   　 这次到了美国，没有例外地过起了节俭的日子，腰包太扁是主要原因，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心理负担。除了那些靠公款旅行的官员或是游山玩水的阔人，大多数来这里的人脑子里必然会存有一个比例，好在国内严格的中小学数学训练给了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一个善于换算的脑子，所以，买什么的时候，均首先会想到“一比八”，或“一比九”，这样一来，便不自觉地就开始节俭了。比如理发，这边一些低价理发点每一次理发约13-16美元一次，就这么一个价钱，便导致了互相理发的习惯。这多少有些夸张。

  　  还有一些情况是必须节俭的。我们在这里居住多则一两年，少则半年或一季度，因此很多东西都自己买自然是不可能的。处理的办法一般有两个：一是直接从前面搬走的中国人那里去拿，你就掏一个搬运费，我现在看的电视，坐的椅子都是这么来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去那些“YARDSALE”那里买，物品一般很便宜，你能买到一些日用品。我现在睡的床是花50美元买的，对方还搭一个沙发和一张餐桌，还有一些刀具啥的。当然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捡。因为美国人搬家频繁，许多带不走的东西自然只能扔，而一些电器因为不能随便扔，所以只能先放在路边等人捡，实在没人捡他们便只好花钱让人收。

   　 这边路边最多的是电视和电脑的显示屏，一般每周都能碰上。我自己就捡了一个手提电脑，让一位北大来的仁兄重装了系统，随后它成为我女儿的专用设备。

    　其实，捡东西、用旧货在美国算是一个很通行的习惯，前两天哈佛开学，突然发现许多人用车拉着各类旧的家具、冰箱、电视甚至衣服在哈佛的校园里边卖，价钱十分便宜，很多这些物件成为新生的家具，甚至一些人身上的衣服。

    　这种捡剩的办法还发生在我女儿的中学。她的学校里，有些课本是新发的，有些课本则是高年级同学用过的，学校要求学生去买包书的皮，要他们小心地使用这些书本，因为它们可能还会成为下一个年级学生的课本。

    　这两天与在这边定居的LXW同学通电话，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认为，美国似乎是一个家底厚实的富人，已经领会了生活和显摆之间的差别。

    　由此看来，被迫的节俭只能是一种无奈，而主动的节俭则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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