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下的中西文化
http://www.canachieve.com.cn 发布日期:2009-10-19
过去受文明程度发展的历史局限,人们无法克服地理环境对自己活动区域的限制而不能了解身外世界,自然在人们心目中是无法征服的对象。如今科技迅猛发展、现代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使得生活在地球上人们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而“地球大家庭”的出现,将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现象集中在一起。受自然影响而形成的不同文化类型差异,引起了热爱世界和平发展的人们的研究兴趣。自然选择并影响着人类文化。
一、中西文化选择及特点
早期人类,受自身文明程度限制,只能是让自然去选择人类,或者说是让人类来适应自然。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生活成长在哪一方乐土,并不是他们的祖先根据自己的意向选择的,而是自然环境根据它对人类生存的客观要求对人类有所选择。一句话:是自然选择养活了人类,并使人类得以生存发展。
中国有句谚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思是自然依据自己的环境条件选择养活着人类,这些环境条件也就成了人类生存基础。比如生活在古老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祖先,以农业生产来维持生活;生活在古希腊半岛希腊人的祖先,因多山临海,故以猎捕、航海经商为生。反应在文化上就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和以海洋、商业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成长始源于黄河水的源远流长。丰润的黄河水资源和肥沃的黄河流域为早期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物质条件;同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北有长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由西到南环绕着大漠荒沙和喜玛拉雅山脉,东面则是汪洋大海)为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土地占有以及四季丰收提供了天然安全保障。古老华夏祖先凭着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完全不用担心外来民族侵略干扰而从容不迫地进行劳作,是自然选择中国人在中国这片乐土上从事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黄土地”色彩,其特点在于它对土地的依赖性。回想中国五千年文化史,无论是发生在氏族部落间的奴隶战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战争,还是华夏民族与外来民族间摩擦冲突,无一不是把土地放在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现代文明革命和建设的今天,最棘手、最难处理的问题依旧是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这也是“十一五”所要解决的主题之一。
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除受古希伯莱文化和埃及文化影响外,主要还是来自自身成长壮大的周围地理环境影响。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在巴尔干半岛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半岛东部多港湾,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古希腊人发展航海业。加之希腊半岛多山、土地不甚肥沃,同时受地中海式气候的影响,天气多晴朗,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因而不利于发展农业文化。这“有利”与“不利”的自然环境,就促成了西方文化的海洋性与商业性。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其内容差异不是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哪个帝王的力量所能决定的。无论是在西方“万能”上帝面前,还是在中国独揽大权、夜郎自大、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的皇帝面前,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的权力也只能是在不违背各自文化产生所赖以生存成长的自然环境发展规律的条件下方可肆无忌惮地施展自己的暴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意愿,否则结果只有一个——遭大自然淘汰。
二、中西文化比较与发展
中西文化被所处的自然环境选择后,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中国受农耕生产影响形成了一元化封闭性大陆文化。西方受商贸活动影响形成了多元化开放性海洋文化。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围墙式地理位置和便利黄河水资源之上的,稳固的自然资源是华夏祖先赖以生存的前提。人只有和自然适应,才能使小农经济得以发展;只有与四时合序、因地制宜,才能有好的收成。这种与自然相协调的观念,扩展、渗透到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若想获得好的收成,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占土地。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大地上出现了若干强大且组织严密的氏族部落联盟,他们之间为争夺土地互相斗争,族长的权力亦随着土地增多而扩大。这样早期为维护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安定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战后得到进一步加强,进而形成奴隶宗法观念。到封建社会,新兴地主阶级对其先人的宗法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变革,从而使宗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家国为本位的文化特色,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西方文化是多种民族文化汇合形成的。在商品交换中,西方各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接触,贸易在竞争中交往、文化在冲突中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开放型的商业文化。下面就中西文化特点比较来看看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在中、西方农村与城市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受农业文化影响,农村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存在,而城市的出现则是迫于农业经营生产的要求形成的,其功能和性质主要在于政治和教化。在原始时期,农业生产要想得以平稳、健康的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来领导生产,于是城市出现了。而西方商业要顺利发展,首先要有适宜的交换场所,于是在交通条件较为发达的通衢大道和市场出现了商人身影,随着商人身影逐渐增多和被世人认可,城市便出现了。但这些城市缔造者不是掌握大量财富的封建庄园主,而是昨日才卸掉枷锁的农奴。城市成了商业发展的经济摇篮,而乡村则成为封建经济顽固堡垒,可以说在城市文化产生初期,西方社会的政治中心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第二,在法律制度上,中国受家国同构社会形态影响,法律上重刑法和调解;西方受文化商业性的制约,法律上重民法和诉讼。
在中国,因统治阶级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正常发展,因而缺乏民法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民法得不到滋生成长,却为刑法在中国的畸形发展腾出了空间。在父权和君权至上的家国制度控制下,出现争议人们只能唯父为是、唯君为是、唯暴力手段不能解决,于是法律等同于刑法。在西方人们为维持一定交易秩序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在(《圣经》中以色列先人们即使对于上帝,也只是根据与其订立的契约对其服从,这种观念和商人的民主意识在西方人心中不自觉地得到结合,从而为民法在西方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和思想基础。受商业发展影响,在西方对争议人们重诉讼而非调解,这不仅有力保证了西方社会中商品交易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经济及政治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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