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美国形成了成熟、独特且高度个性化的高校多元招生制度。但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相反，有些问题十分突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各族裔、各阶层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差异甚大。在普通教育阶段，由于实行义务教育，入学机会不成为问题。但到高等教育阶段，不同族裔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便凸显出来，尤其是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在族裔及阶层间分布很不均匀。因此，入学机会公平一直是美国高校招生改革的热点，也是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头疼的教育问题之一。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乃至政治领域的3项重要改革均致力于此。

        机会公平：美国高等学校招生改革焦点

　　取消提前招生

　　美国数千所高校由于资质、声誉及办学条件、生源多少各有不同，其招生计划也是“因校制宜”，常用的主要有提前招生、常规招生和滚动招生3种招生计划。其中提前招生计划对于那些家境贫寒子弟有较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学生一旦被录取，就必须放弃对其他高校的申请计划，也就无法对各校助学金的多寡进行比较与抉择。

　　但提前招生在给弱势群体带来不利的同时，却因录取率高出常规招生数倍而受到家境好的优秀学生青睐。2006年9月12日，哈佛大学宣布从2007年起取消提前招生计划。此后的两周，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作出同样的决定。一个月之内，先后3所著名大学宣布取消提前招生计划，这一事件迅速在全美引起了一场关于提前招生利弊的争论热潮。

　　除了财政援助的原因外，赞成者认为取消提前招生主要有两个好处：其一，有助于减轻中学对大学入学的狂热程度，改善中学的教学氛围。在提前招生计划下，升学的压力已越来越早地进入到中学生的生活中，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其中学生活甚至从初中阶段开始便被报考名牌大学的压力所扭曲。提前招生实际上并没有为学生减轻升学压力，而只是把压力提前。取消提前招生，则可使学生11年级（高三）及其以前的学习处于正常状态。其二，可以缩小大学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将更加平等。提前招生对精英大学有利，可以确保提前得到能付得起学费的优质生源，而且这些人将来很可能成为重要的捐款校友。提前招生还导致社会阶层歧视现象，因为申请提前招生的学生多数是那些请得起家教或升学顾问，或者就读于教学条件优越、有丰富升学指导经验的中学的中上阶层子女。

　　反对取消提前招生的一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其一，如果这一改革措施被广泛采纳，对于许多中学生来说情况可能变得更糟。提前招生可以使许多12年级（高四）学生在圣诞节之前解脱升学的重压。再者，申请提前招生的多为那些选修了高难课程、积极参与课外活动的优秀学生，取消提前招生意味着对所有资质的学生“一刀切”。如果学生不能尽早确定他们能否获得所申请学校的录取资格，就得同时申请多所学校、付更多的申请费。整个入学系统因此变得十分拥堵，入学竞争更加激烈。其二，不少人认为提前招生可以检查中学升学指导工作的好坏。废除提前招生将使这些相对劣质的中学在指导学生升学的不力方面丧失来自外部的监督压力，而这些中学通常为低收入家庭或少数族裔子女就读的学校。

　　尽管取消提前招生的改革得到许多大学招办主任和大学升学顾问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赞扬，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仍只有少数几所大学。

　　废除《平权法案》

　　美国的种族不平等根深蒂固。1961年肯尼迪总统颁布了《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规定在就业和入学方面不仅要消除种族和肤色歧视，而且应给黑人等少数民族以优先考虑和优先机会。1964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公民权利法》（CivilRightAct），重申所有公民，不分种族、性别、肤色和民族，均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但实际上，种族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至今仍比较突出。

　　作为一项政治法案，《平权法案》对大学招生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是密西根大学的招生“官司”。密西根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执行《平权法案》力度较大，对少数族裔照顾较多。1997年，底特律一位白人高中毕业女生在其入学申请被拒绝后，以遭到该大学招生歧视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引起轰动。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决此案，认为大学在作出录取决定时可以考虑学生的种族，但这样做只能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而且不能在录取比例或降低标准上作硬性规定。

　　2006年11月7日，密西根州在中期选举中对废除《平权法案》的所谓“2号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8%比42%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入学和就业优待不再受法律保护。和1997年的诉讼、2003年的裁决一样，2006年密西根州的投票又引起全美新一轮对《平权法案》的讨论。

　　对《平权法案》进行表决，密西根州并非先例，加州早在1996年、华盛顿州在1998年即已表决通过了取消《平权法案》的议案。其中，取消《平权法案》的“209提案”在加州获得通过后，在非常看重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的加州大学系统，非洲裔、西班牙裔和美洲土著等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比例大为下降，特别是在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分校更是如此。相反，亚裔和白人学生入学比例则大幅上升，其中亚裔学生数量增加最多，超过了他们在本州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加州大学系统9个分校中，亚裔在7个分校都成了最大种族，在个别分校的比例达到51%。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学生比例的下降，引起了加州乃至美国社会关于是否要重新起用《平权法案》的争论。不少人认为，如果继续执行“209提案”，最终将导致黑人被加州这所最好的公立大学拒之门外。同时，黑人学生比例的下降也引发了加州大学系统对其招生政策的反思。他们认为，如果改变过去仅重视学习成绩和标准考试分数的入学标准，兼顾考虑学生的课外活动、学习主动性与学业进步等因素，则有可能使学生种族成分发生变化。

　　改革财政援助政策

　　和入学机会一样，大学学费和财政援助也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争议的热点。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减少，导致大学学费近年来涨幅迅猛。而近10年来，美国高校在本科生的奖学金授予上有一个根本性改变，即越来越多的奖学金的授予不是基于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需要，而是基于学术成就。基于学术成就的优秀奖学金比例上升所带来的结果是家庭富有者、白人或亚裔子女比低收入家庭及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子女受益更多。弱势群体得到的财政援助越来越少，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和完成大学教育的机会。不仅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一流大学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学生可望不可及，就是那些本该在教育机会平等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公立大学系统，其入学和财政援助政策也越来越向特权或优势阶层子女倾斜。2003年，这些名列前茅的公立大学给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为1.71亿美元，而那些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学生却得到了2.57亿美元的援助。因为这些大学为了保持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前列位置，非常看重学生的标准化考试分数，而通常优势阶层子女就读于教育条件优越的学校，而且请得起家教和升学顾问，能参加考前辅导课程等，因而在考试竞争中占据优势。

　　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财政援助存在着两难：一方面，大学和政府希望增加优秀奖学金来吸引优秀生源，另一方面，这样做的后果又直接影响了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从而影响到教育机会公平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少数一流大学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进行了减免低收入家庭子女财政负担的相应改革，承诺在学生用尽了其他财政来源（如研究经费、家庭支付）的情况下，学校将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奖学金要求，学生无需借贷。但由于低收入阶层子女在这些一流大学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从总体上看，这些改革对增加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机会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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