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迎来建交30周年之际，中美建交美方开创者，前总统卡特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他为自己当年与邓小平共同做出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决定感到自豪；为两国间建立起来的持久友谊与相互尊重的关系感到自豪，并期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将这一互利互敬的关系保持下去。

　　采访是在位于美国乔治亚州的卡特中心进行的，卡特中心位于亚特兰大市近效一处古木扶疏的园林中。卡特刚刚从南部非洲出访归来便接受了中国驻美国记者的集体采访，参与采访的有《人民日报》驻美国首席记者李学江、新华社华盛分社社长葛相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席记者王珊珊、中国青年报翁祥和上海《文汇报》朱幸福等人。卡特走进会客厅同中国记者一一握手寒喧后落坐。这位年已84岁的前总统看起来已满头银白，但却依然行动敏捷，思路清晰，语句流暢。下面是采访的全文。

　　本网驻美国记者 李学江

　　采访卡特前总统问答全文

　　卡特开场白：我的生日和中国国庆是同一天，十月一日。所以邓小平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总是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是命里注定的。我当选总统之后，认识到30年来美中之间还没建立外交关系，我认为非常需要改变这种不好的局面。我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特别是邓小平，我们从白宫直接和他开始了远距离的秘密谈判。12月15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建交公报。这对美国人来说非常出乎意料，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机密。这个举动当时并不得人心，因为那时候美国人和多数国会议员都是倒向台湾的。三天后，我想是12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性地宣布将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我邀请他访问美国，估计他大概在第二年6月份会来。而他说1月份就来。他说来就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接待了他和夫人，还有一个庞大的随行团队。在会见期间，我们达成了广泛的协议，有几十个，涉及两国的方方面面。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和邓小平之间关系很好。他访问美国返回中国后，我继续派我的内阁部长们访问北京，他也派他的部长们过来。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邓小平会谈。当时中国是白天，而这边是半夜，我正在白宫睡觉，电话铃响了，当时是凌晨3点钟。弗兰克·普雷斯说，"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我说，"肯定是发生了危机"。他说，"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我说，"当然可以"。普雷斯说，"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我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我想现在（美国）大概有8万多中国留学生，而以往达到过10万人。这个小插曲展示了我和他之间良好的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并扩展。

　　我认为与中国的关系现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我的国家和你们国家之间建立了友谊和相互尊重。我对此感到自豪。

　　我想谈一下卡特中心与中国的联系。我于1981年卸任后访问中国时，中国还不愿接受国外援助。我们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进行合作。邓朴方来过美国，我们在中国完成了两个很好的早期项目。一个是帮助兴建了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高质量假肢的工厂，并提供了设备。另一个是在全国培训了900个教育专家，由他们再培训小学教师，教他们如何指导盲童和聋哑儿童。我们很高兴做这些事情。1982年，中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了村民基层选举制度。1987年，这一制度得到法律形式的确认，卡特中心应邀参与帮助这项法律的实施。1998年，我们参与了这项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我们与中国政府相关部委以及全国的村镇进行了顺利的合作。现在，我们正在更多的领域扩展项目，像帮助小村镇的经济发展、在非洲事务特别是卫生保健事务中与中方合作、还应邀在改善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合作，因为卡特中心的一大功能就是在全球贫困人口的疾病防治上做出努力。

　　邀请你们来我很高兴。你们知道，我们选出了新总统。我们还不知道他对中国的政策如何。也许两国关系之间会有一些紧张的方面（希望不会这样），但在应对全球经济困境带来的问题上、在应对中国在拉美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带来的竞争上（可能难免）。我想，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地位的提升，（两国之间）竞争可能会升级。还有两国之间一直存在一些争议，像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和邓小平合作得非常成功，但是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的争论。卡特中心和中国领导人一直有密切的、长期的工作关系，我们希望能作为一座桥梁，为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努力。

　　问:　总统阁下，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记得，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您刚才说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您现在如何评价中美之间过去30年的关系发展？

　　卡特： 是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对改革的承诺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世界级角色。由于更多改革的承诺，包括企业自主、贸易自由，允许老百姓在国内自由迁移，建立自己的自由企业体制，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我在开场白中很概括地说过，中国已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大规模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中国在1979年以前就已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的事务中有自己的影响，但现在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中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生活中已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国家，这验证了邓小平的智慧。邓小平当时与我达成的协议其实对美国也是有益的。我们开始有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谈判，比如台湾问题。他和我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同意中国的（要求），除了防卫性武器外，不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但是自那时以后，有一种感觉，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恪守协议。在你们那个地区--亚洲，中国已经亮相，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在这一地区和谐相处并开展合作。我们应该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并帮助其他国家。我们维持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美国实际上也认可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

　　问： 总统先生，正如您刚才提到的，1978年中国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中国已故领袖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另一个是中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卡特：不过我们宣布建交早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政策。笑声。）很明显，当时您外交承认中国的大胆决定与苏联有很大的关系。我好奇的是当时您是否预想到您全面承认中国将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认为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外部因素。我的问题是：您当时预见到了这种影响吗？

　　卡特：我必须承认在1979年，即30年前，我没有预见到在中国国内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当我还是总统时，我无法访问中国。当时我面临伊朗人质危机和其他事务，我不得不呆在这里（美国）。邓小平非常希望我去访问。1981年8月我访问了中国。他（邓小平）希望我看一看他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些变化。

　　中国当时没有自由企业。他允许农民有一个不大的改革项目。村民和城市居民都不允许建立自由企业。不过，农民可以养5头猪，可以修自行车；农民可以制作陶壶，可以在自家的铁匠铺制作马蹄铁。就是这些。当时他希望我去参观这些村庄看看发生了什么。当地的农民可以拥有15％的合作社土地。这15％的土地大都是一些沟渠和树木。当时中国还很穷，但开始有了变化。我压根没有想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和扩展最快的经济体系，年增长10％，这在全球是最快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与中国会出现如此大的贸易不平衡。我从未想到中国会持有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美国债券，不曾想到中国通过宣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成为当前稳定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力量。

　　我们在当时从未梦想到这些事情。尽管邓小平充满智慧，但我不确信他预见到了这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将带来的益处。我想我们低估了中国人民自己及他们的领袖的能力和雄心。

　　问：您刚才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的问题是，您认为，在保持与发展中美两国双边关系与合作中，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卡特：我愿用"相互尊重"这两个词来进行概括。这是很重要的。众所周知，明年我们将有一位新总统，同时明年也是美中建交30周年。下月我将访问中国。我们拟定了访问计划，以便我能在巴拉克?奥巴马就任总统前三、四天结束访问并赶回美国。他就职时，我将坐在主宾席上。在他就职前，我将同他本人，同他的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驻联合国大使会面。其实，最近几天我同他们所有的人都通了电话。在我的日程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他们提出强有力的建议：维护我们两国间的相互尊重，在讨论中保持一种公开坦诚态度，使我们两国间可能出现的潜在分歧或可能发生的竞争以一种相互尊重的、和平的方式获得解决。做到这一点，我们30年前开创的持久的友谊就永远不会面临危险。概而言之，这就是我的见解。

　　问：尼克松总统之后为何将近十年中美在建交方面进展缓慢？为什么你把建交作为任内必须完成的任务？

　　卡特：这是我在竞选期间经常考虑的事情。我刚才说到，我对中国有兴趣，1949年中国发生巨变的那一年，我也在那里。我很喜欢的一个舅舅曾在海军服役，他曾从中国给我寄信和礼物，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和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承认"一个中国"，但是他没说是哪个中国。这十年来（美国）人们的普遍认定都是，这"一个中国"指的是台湾。当时我们和台湾有全面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贸易往来也集中在台湾。我希望对此进行改变。

　　有一些战略后果让我担心，那就是我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步带来的危险和它对莫斯科的影响。当时我们正身处冷战之中，核灾难的危险是现实的。我希望确保我做的一切不至于让苏联感到威胁，不会紧迫到他们需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还击。所以，12月15日（宣布建交之后），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勃列日涅夫的。我向他表明，与中国建交并不是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当时全球关系中涌动着一股和平的潮流。我派高层外交官到莫斯科，让苏联领导人不要过分焦虑。他们确实感到焦虑，而且还威胁要取消原定的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谈判后来还是完成了。所以，我确实有很多顾虑。

　　我认为，导致（尼克松之后）将近十年的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前任们不愿与台湾断交。我刚才说过，当时与美国眼中的"红色中国"建交这一步并不得人心。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在余下的任期内，福特在他的任期内都没有像我一样做出这个决定。我在上任之后很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是第一年我忙于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和平斡旋，这两个国家25年来陷于四次中东战争。还有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对抗的威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结盟，而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美苏在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之际的核对抗已经一触即发。这是我（决定建交之前）的一些担忧。不过，我认为是美国的政治阻止了我的前任们做出我宣布的这个决定。

　　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遭到罗纳德?里根的猛烈抨击。他指责我们放弃了台湾，并且在1980年大选中以此攻击我，并取得了效果。

　　问： 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您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卡特：邓小平讲话幽默。他总是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的洞察力很强，能分析目前形势对人民未来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问：　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您有什么信息需要向中国人民传递？

　　卡特：首先我要感激中国。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人类的福利方面把我的国家和我个人作为伙伴。我对当时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感到自豪。这是我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

　　问：　您已经80多岁，但心态很年轻，非常活跃，而且精力充沛。美国有人说，您是最好的前总统。请问您人生的目标和座右铭是什么？

　　卡特：首先我有一个好妻子，我们结婚了63年。她是个很优秀的营养学家，懂得我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她和我每天坚持身体锻炼，比如今天上午我们一起散步。在家的时候，我每天坚持游泳。我们一起做事情。我们有一个好家庭。我保持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的好几个家人都患有癌症。我父亲、我妈妈、我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得癌症。我们家人中4人死于胰腺癌。这是很少发生的。医生认为，我保持健康的原因是从不抽烟。事实上生活使我整天忙忙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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