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回味。其中有这样一些因改革而生的特殊人群，他们被认为有“先知先觉”、“敢于尝鲜”，并因此获得成就。因为他们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头，被称为改革开放的“赶潮”人。

　　从160年前中国留学先驱容闳踏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一刻开始，一代代留学生携带“我出去，我看到，我学到，我改造”的强烈责任感走出国门，继而折身反哺。

　　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浪潮。这些归国者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承载着让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传播普适价值的崇高使命。

　　30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而当今，这个特殊群体，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未来的健康力量，广受期待和重视。

　　过新华门，再过天安门城楼，往东几百米，来到长安俱乐部。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是京城最顶级的几大俱乐部之一，汇集了北京主流社会的精英阶层。

　　进入大厅，迎面是一座仿制的故宫龙椅，金光闪耀，富丽堂皇。但最高权力的象征摆放到一个富人俱乐部里，有豪气，却全无霸气。一个指示牌放在离龙椅不远的地方：“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午餐会在8楼举办。”与龙椅擦身而过，上了8楼，与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握手寒暄。

　　1977年

　　村头大喇叭带来高考消息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至今，王辉耀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当年在他心目中，“高考在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能越过这个坎儿，你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如今，身兼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的王辉耀回忆，“下乡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一下变成了农民，是劳动改造的对象；高考后，我又从一个四川的农村人变成了广州的大学生”。

　　1976年，18岁的王辉耀只身来到了一个叫红沙村的地方，开始了他孤独的“下乡”生活。当同学们大都到“知青点”下乡时，王辉耀却选择一个人到普通的农村插队。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清静的看书”、“不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扰”。在这个远离成都市区的偏远乡村，每月仅分得半斤煤油，灯下读书，眼睛眯成了缝，也不敢把灯芯挑得太亮。

　　这个当时村中惟一从城里来的孩子，清晨6点要和农民一起出工。收工回到小茅屋，生火做饭全靠自己。最难熬的是冬天，四川农村的冬天又湿又冷。为了暖和一点，王辉耀就给自己调上一杯辣椒水喝下去。老鼠、蟑螂是茅屋的“常客”，他经历过无数与鼠共眠的日子，甚至有一天，当王辉耀回到破茅屋的时候发现，他的被褥已经被老鼠撕得稀烂。

　　“我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因为当时至少要在农村待上两年，才有资格参军、被提干或者推荐上大学。”因此，王辉耀一直鼓励自己，也只能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吧。

　　直到1977年10月的一天，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从村头的大喇叭里传出来。透过那盏小油灯，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当时我就感觉，机会来了。”

　　从得到消息到参加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还要回到农村，起早贪黑干活，咸菜稀粥度日。盼望了多年，还没来得及高兴，77级的考生们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复习中。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王辉耀一直对外语十分感兴趣，很早就跟着成都的广播讲座学习英语。因此在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王辉耀觉得，“学习外语和国际文化，广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当通知书在热切的期待中飘然而至，王辉耀抓过家里的自行车，兴奋地在成都大街上狂骑了一大圈。在那个变化莫测的年代，尽管年轻人都在不断与命运抗争，但他无时无刻不深深感到，每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