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日本沉没》，具体情节已经很模糊，讲述日本人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日本岛即将沉入海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慌和无助。这部电影本来没有在我脑海里留下太深的印象，后来读到一篇有关的评论，才让我把它的名字牢牢记住了。评论说，影片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思想深处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危机感成了日本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回首看看新加坡，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国土资源，新加坡都难以与日本相比，可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何在？

李光耀资政在其回忆录中将新加坡形容为“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这个心脏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比一些四肢健全，躯干完整的国家更健壮，不能不让人佩服细心照料这个心脏的“医生”高超的医术。可是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改变这个“心脏”的先天不足，它的脆弱性永远存在。

忧患意识渐远渐淡

国土狭小，没有可以依赖的腹地，缺乏天然资源，人口不足，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国寡民”。所以当这样的国家取得不俗的成就，世界格外刮目相看。在各项世界排行榜上，新加坡常常名列前茅，全球竞争力，全球宜居城市，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新加坡似乎成了“最佳”的代名词。于是，新加坡人脑海里仅存的忧患意识如同一缕炊烟，在微风的轻轻吹拂下飘向天边，渐渐远了，淡了。

新加坡会永远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五十年后还有新加坡国存在吗？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如同我们思考五百年后人类是否还能生存于地球，是会让人悚然心惊，夜里难以安眠的。前者比后者似乎更有紧迫性。全球性的问题可以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整合全球的资源来解决，当新加坡面临海平面上涨的威胁时，我想纽约和上海不能独善其身，新加坡可以借助他国的智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当我们将眼光转向国内，我们自身的先天不足和缺陷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只能依靠区区不足500万人的智慧来面对，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似不为过。

荣誉和繁荣是暂时的，可以被取代，被超越，也会消失。而我们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却是永久的，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我想起了新加坡的近邻菲律宾。菲律宾也曾富甲一方，六十年代的“吕宋客”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人们的眼里，是富人的代名词。可历经马可斯短短二十年的统治，菲律宾的国力江河日下，从此一蹶不振。许多菲律宾妇女不得不抛家弃子，到世界各地帮佣维生，其中的艰难和辛酸局外人难以想象。

只是富人的“呻吟”

以两国的先天条件相比，新加坡难以望其项背，可如今的新加坡人却能享受安宁富足的日子，在惜福知足之余，对创造这一切的政府和领导人是否心怀一丝感激之情呢。当我们抱怨薪水减少，工作压力太大，孩子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担忧医疗费用太高，在邻国人民的眼里，也许这只是富人的“呻吟”。希望我们某一天不会沦落到漂泊海外以打工帮佣为生。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人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勤劳的，能取得世间少有的成就，只因为找到了成功的秘诀：高效廉洁能干的政府，团结包容的人民。

每个人都有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对具体的个人来说，这份责任可大可小。当周围的人和社会对你有所期许的时候，我们不能过于自我，对周围的一切置之不理，无动于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有心报效国家和社会的人士，功名的考量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衡量自身的能力，奢望与自身能力不相匹配的高位，对个人来说，只会自取羞辱；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轻者“误国误民”，重者“祸国殃民”。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新加坡刚刚庆祝独立44周年，以华人的传统观念来看，“四十而不惑”，已经迈入不惑之年。回首过去的四十年，宛如回顾父辈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传奇经历，可荣耀是属于上一辈的。当责任传到年轻一代的时候，年轻的新加坡人准备好了吗？俗话说得好，“创业难，守业更难”，当这样一份丰厚的产业传到后辈手上的时候，我们是继续锐意进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将这一份家业进一步发扬光大呢，还是如同马可斯一类的败家子，挥霍无度，坐吃山空，将一份诺大的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呢。听听克林顿在其就职演说中如何说的吧：

“It’s time to break the bad habit of expec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from our government or from each other. Let us all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not only for ourselves and our families，but for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country.”(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破除只想向政府或他人索取而无所付出的恶习。让我们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不仅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也为了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国家。)

如果奉行个人至上的美国人能为社会和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信奉东方人团体至上的新加坡人又该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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