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以优美的生态环境、领先的科学技术、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著称于世。 
 
　　目前，约有4000名中国学子在此学习、生活和工作。他们中有14位瑞典高校终身教授，5位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及3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在瑞典的中国留学生总体素质较高，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瑞典高校的学士及硕士课程多用瑞典语授课，只有博士阶段的教育多采用英语进行，因而到瑞典学习和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或已获博士学位者比例较高。二是中国留学生大多分布在医学、生命科学、生物制药、信息技术及电子通讯等专业领域，而这些恰恰是瑞典颇具国际竞争力的专业。 
 
　　应本刊之约，中国驻瑞典使馆教育处邀请部分留瑞学者，笔谈他们在瑞典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体验和感受。这些历经多年奋斗和努力，取得骄人成绩的学者们，少谈或避而不谈自己的历程和成就，更多地将笔触伸向瑞典的科研、教育、企业和市场，转向自己的治学经验和在瑞典的中国学生。他们试图从中提炼和感悟出更多对中国有益的东西，字里行间溢满他们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 
 
　　限于篇幅，本刊只能选登笔谈的部分内容。在此，我们还需对中国驻瑞典使馆教育处表示感谢！ 
 
　　瑞典的基因组变异和复杂性疾病研究 
 
　　在世界人类基因组研究工作中，瑞典是十几年前率先开始这项研究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随后并将重点转到人类基因组功能和变异的研究。 
 
　　在人类基因组变异研究方面，瑞典科研人员做出了独特贡献。自1998年来，每年都要举行一次SNP和复杂性基因组研究的国际会议，而其中的首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都是在瑞典召开的。 
 
　　在SNP检测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瑞典科研人员成功地研制出焦磷酸光化测序法、等位基因动态特异性杂交法和微小测序法等。目前，瑞典科研人员正在根据垫锁式探针卷动扩增的基本原理，研究开发分辨率更高的检测技术。 
 
　　可以说，瑞典在基因组变异和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中国也有宝贵和丰富的基因组变异研究的资源。因此，加强中瑞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合作，将对全人类基因组变异和复杂性疾病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瑞典的研究生培养制度 
 
　　瑞典研究生特指博士生，其培养制度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研究生在瑞典被视为从事科研工作的正式雇员，因而享受就业人员所有的福利待遇。对博士生所在系而言，除了付给博士生工资外，还得上缴雇主税(包括雇员的福利、保险、养老金等，在皇家工学院，其金额占工资的54%)。所以各系在招收研究生时都比较谨慎，因为一旦学生中途退学，系里损失就很大。当然，招收外国学生相对就要便宜些，因为头两年系里不必付雇主税。 
 
　　谨慎的另一原因是皇家工学院对博士生的要求很高，除了在读期间要上40～80学分的课程外，博士论文还必须包含至少4～5篇在国际期刊和主要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文章(论文及课程总计为160学分)。此外，研究生还必须承担20%的助教任务。 
 
　　在瑞典读研究生的一大优越之处，是可以经常外出开会。如有文章被录用，导师一般资助研究生每年参加两次国际会议。 
 
　　在瑞典，博士生答辩委员会中除了包括三位评委外，还要请一位著名国际专家评审及宣讲其论文(该专家瑞典语称其为反辩者)。这一传统仅在北欧大学中保留着。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是全瑞典惟一的一所独立医科大学，建校于1810年，在欧洲及北美享有盛名。 
 
　　进入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学习的学生，必须具备非常好的高中成绩(各学科成绩接近满分)，其录取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从所有申请学生中选出大约300个候选人；第二步：对300个候选人进行各个方面的考试，包括笔试、智商测试、行为测试和演讲测试；第三步：对入选的每个学生进行45分钟的面试提问，由医学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有经验的医生、心理学家和教师组成)挑选出大约100人。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学制为5年半，每学期学生必须修满20个学分，共220个学分。学生毕业后要求进行21个月的临床实习(带薪水)，尔后才可以与某家医院签订合约获得正式工作。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博士生培养模式为：导师在网上和报纸发出招生广告，有兴趣的学生可与导师直接联系，双方对研究课题进行详细讨论，在此过程中对申请者的语言、能力和经历进行全方位测试。博士生入学后的前半年至一年时间为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适应期，如双方均认为对方是合适人选，即办理博士生注册手续。然后由导师编写博士生培养计划与课题设计，双方签订合同。 
 
　　目前博士生学制为4年，4年内学生必须完成4～8篇文章，并要求发表有一半以该博士生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为了使博士生能顺利完成学业，两年后要进行中期答辩。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以确定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是否能进行下去，如果通过才可以继续进行后两年的研究。博士生必须修满20个学分。在博士生答辩前要进行考试以测试其综合能力。考试不合格者，则被淘汰。 
 
　　办理申请答辩手续，导师与学生一起讨论选择主考官及答辩委员会，主考官一般是本专业著名的专家、教授，通常来自其他国家。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但不能全部由本校专家和教授组成，必须吸收1～2名非本校专家参与。博士生通过答辩后，一般进行两年的博士后培养，然后由自己申请资金，建立自己的研究小组。如申请不到资助，则可能失业或转入公司工作。 
 
　　瑞典高校的学术交流氛围 
 
　　在瑞典，感受最深的是其学术气氛浓厚，查尔姆斯理工学院光学实验室之所以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其不同类型的定期学术讨论功莫大焉。微技术中心的教授轮流做专题报告，就各自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一般都是各个领域的前沿课题，内容广泛且有深度。大约3～4周一次，参加者自愿，会后讨论将持续很久。讨论通知颇为有趣：“×月×日，讲座继续进行，满足有好奇心与饥饿的人。无需登记，无需准备，享受报告的乐趣和免费的三明治。”最后还评选出一个年度最佳报告人，颁发奖杯。正在读博士学位者轮流就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做报告，每月一次，兼有小结与汇报的双重含义。这类报告很具体，针对性很强，进行的实验或是理论研究的细节很清晰。毕业答辩，有博士、副博士和硕士答辩三个层次，很有特色。答辩委员会中必须有从国外专门请来的此领域的专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报告会，如此浓厚的学术气氛对于学生成长起到加速作用。当然，创造这种条件，学校的科研机制至关重要。再有，中国近年来围绕着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有过很多讨论与不同观点。我以为，作为高等学府，人才培养自然应占有首要地位。在瑞典，我对此问题有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为中国电子业提供科研平台 
 
　　我居住在瑞典一个宁静而充满生机的城市——哥德堡，她也是我的故乡——上海的姊妹友好城市。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学院就坐落于此，它是瑞典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且为全欧前十所理工科大学之一。我作为电子封装专业的瑞典国家级教授，已在此工作服务了多年。 
 
　　欧洲高校系统的教学人员设置一般为，一个专业只设一名教授，并且通常为终身制。因此要求每位教授不仅要具备出类拔萃的科研能力，也要具备很强的教学和管理能力，以便胜任此专业的领导工作。学校对每位教授的聘用和选拔都是极其慎重和严格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从众多的候选人中被选中，是我的荣幸，也使我对自己多年的奋斗成果感到欣慰。 
 
　　到目前为止，在电子封装，特别是在各向异性导电胶方面，我已陆续发表了130余篇文章，并正在使自己在智能卡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市场化。作为教授，我为瑞典、为查尔姆斯理工学院，在电子封装技术方面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并进行和组织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填补了瑞典在电子封装,电子制造领域技术研究方面的空白。我于1999年在该校组织建立了电子制造系，并长期担任其管理工作至今。 
 
　　目前我正在筹资，拟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筹建一个国际联合微系统封装与设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旨在利用国际合作，运用国内人才资源优势，为中国电子业提供一个基础科研平台，并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 
 
　　瑞典的三结合科研中心 
 
　　瑞典国家工业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瑞典文缩写为NUTEK，即纽泰克)大约七年前就开始在各个科技领域组建科研中心，其目的是尝试一种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合作模式，以便促进科研和更好地培养人才。全瑞典目前共有28个这样的中心，这类中心有着一系列的特点。 
 
　　首先它是由政府、公司和大学三方组成。纽泰克代表政府起着“红娘”的作用。 
 
　　其二是中心所需经费由三家共同承担。政府与公司原则上承担相等的经费。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新的公司加入的话，政府就会增拨与该公司的投入经费相同数目的拨款。这样一来，工业界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起来。对于政府而言，也充分地利用了工业界的资金。当加入中心的公司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拨款就不再增加了。这时，它吸引工业界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大学负担的经费大约在1/3左右，但比较灵活，不必也不大可能随着合作公司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其三是中心所有成员要签订一个协议。以有效的法律形式规定中心的宗旨、任务、科研规划、知识产权的分享以及经费的分摊。协定到期后要续订。如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中途退出。经现有成员的同意，新的合作公司也可中途加入。 
 
　　其四是中心的科研选题需经各方同意。大多数选题考虑到合作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工作以大学为主并有工业界人员参加，在双方密切合作下进行。 
 
　　其五是各成员分享科研成果。公司有权在改进或开发产品时使用这些成果。与此同时，相应的研究人员则有权利得到回报。对于像专利这样的知识产权，合作公司有购买的优先权，并按协议向发明人支付报酬。如同时有多个合作公司想要购买，则需协商来解决。 
 
　　纽泰克的科研中心模式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瑞典靠市场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瑞典人的产业理念是：成功的企业必须在国际市场占一席之地。 
 
　　发展过硬的技术和提供独特的产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命脉，这一点中国也意识到了，加强科技投入在国内现在已成共识。但技术仅仅是前提。 
 
　　在分工日益精细的国际市场上，一个产品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还依赖于技术以外的许多工作。在鼓励发展高技术的同时，我们还应投入更多的精力了解市场，加强与潜在用户的沟通与合作。通过互相学习，不仅培育市场，而且检验技术。 
 
　　接触一些处于创业阶段的瑞典公司，有感于他们开拓市场的执著与艰辛。我观察，切入市场是一个竞争—发展—合作的过程。竞争在同业间展开，促进技术的完善与发展；合作建立在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促成一个互利的反馈机制，默契于同业之间，令市场分享达成一个动态平衡。只有当满足用户的需求真正融入生产企业的经营理念时，这样的合作才能坦诚与恒久。 
 
　　切入市场难，保持亦非易事。技术的突破，新产品的进入，用户需求的变化，使得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生产企业面对的一项日常事务。久经考验的用户寻求久经考验的产品。供需双方的理解成为左右选择的一个重量要砝码。 
 
　　我这里举瑞典一家生产硬质工具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分享着同类产品1/3以上的国际市场。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宗旨——掷地有声的三个字——生产力，即以确保用户提高生产力为己任。有了这样的承诺，怎能不牢牢拥有用户？回到技术本身，在协助用户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企业亦得到有益的回报——应用现场暴露的问题以及用户潜在的需求为技术开发提供了具体对象，使科技投入不至于无的放矢。 
 
　　治学“误区”谈 
 
　　从事科学和工程应用研究十余载，偶尔对研究方法、理念和文化背景有些感触和体会。 
 
　　科学研究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和教育背景对科学家思维和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影响。譬如：瑞典学生注重实用，不太计较理论。面对一个问题，他们往往从最省事、省力、省时的角度入手，进入课题角色的速度很快，具有很好的学科领域洞察能力和创新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能够对目的性很明确的具体问题甚至是难题，寻找出解决的方案。但是，如导师只给一个宽泛的研究方向，中国学生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确定研究领域并进入角色。各国学生各有长短，如因势利导，合理组合，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梯队。 
 
　　做学问与做研究。有时，我们把研究叫“做学问”，似乎科学研究就应该是“复杂的”甚至“不着边际”的。最近，我翻阅了几篇国内的(工科)博士论文，坦率地说，我看不大懂也无兴趣进一步弄懂，此类论文往往有一大套(复杂的)数学公式、(晦涩的)概念和(不着边际)的理论框架，但却很难搞清楚这些数学公式、概念和理论与其研究结果的联系。当然，许多研究课题是需要用数学思想去描述的，但往往有一些博士论文中的数学公式是摆在那里“唬人”的，好像不如此就会因“理论水平不高”影响其获得学位。其实，在评审论文时，“有无实际应用价值”这个砝码应占有更大的重量。我们应该纠正在部分研究生论文中存在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工程科学研究更应该强调其成果的应用价值！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记得曾经读到一篇小文章，讨论中国研究生和外国研究生论文的差别。这位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学生是“大题小做”，国外的学生是“小题大做”。读过此文，很有同感。其实，研究生“大题小做”是一个世界性通病。何谓“大题小做”？许多研究生开始做论文往往很有抱负，认为博士论文应该“前无古人”(有些大学对博士论文也是这样要求的)，甚至是“后无来者”。选题时往往小题目是看不上的，搞的题目很大，其结果必然是虎头蛇尾，“大题小做”。瑞典对博士的要求是能够对某个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起点往往是从小问题开始入手，经过热身，逐渐进入该领域，发现新问题和新领域，有可能导致新的发现，达到“小题大做”的境界。 
 
　　“第一作者”与“团队精神”。瑞典拥有平等的观念和环境，使“精英”与“平民”无大区别，这造就了瑞典人的团队合作精神。瑞典许多科技创新正是得益于这种团队精神。瑞典不太突出个人的成果，他们更注重一个集体、整个社会的总体水平的发挥。衡量一个人的成果和水平，不是以简单的发表几篇论文或以第几作者发表去评估，更无成果鉴定会和评奖之类的活动，而是以其研究对社会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为评价标准。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人们能够协调一致，追求的是如何共同发展，而对个人功利不是特别计较。过度地追求“第一作者”、“尖子人才”或“获奖”等之类与科学本身无关的目标，会误导科学研究人员，不利于激发其合作精神，甚至导致急功近利。 
 
　　“追求完美”与“不出成果”。我们经常提到“万丈高楼平地起”、“面壁十年”等成语和古训，强调基础是如何之重要。在现代知识爆炸时代，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治学方式进行反思。我以为，“追求完美”是科学研究的另一误区，百分百正确的成果是不存在的。由于“追求完美”可能导致研究初期无从下手，研究末期的修修补补、犹豫不决而无所突破。当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已经不能容忍那种“十年磨一剑”式的传统的知识积累过程，“追求完美”可能使人总处在“打基础阶段”而无法发展。“追求完美”甚至成为科学家不愿冒险创新的一个自我“心理”借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并非科学之精神。现代科学研究是在时间和空间高度变化中的一种活动，因此要强调成果产生的速度和创新性。 
 
　　“科学研究”背离“科学精神”。“科学研究”背离“科学精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当利用科学手段开发更多的自然资源时，我们是否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挖掘和非理性使用，其后果会导致环境破坏而最终毁灭我们人类自己？在进行基因研究时，是否考虑到我们会异化人类自身，使得某一天人类都不能认识自己了？如何保证科学研究不背离科学精神也是我们科学家的责任之一。 
 
　　我的中国学生 
 
　　我已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学习和工作十余年了。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建院于1810年，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集科研，教学，医疗和保健为一体，以评审和颁发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闻名于世。 
 
　　1997年我在该院竞争到国家助教授位置，同时开始独立组建科研队伍和实验室，独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在我所带的4名博士研究生中，有3名来自中国。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各有所长，但我更喜欢带国内来的学生。 
 
　　前几年来的中国学生，多是医学院校硕士毕业后出国的。近年开始有大量本科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整体而言，中国学生基础知识牢固，这与国内良好的基础教育有关。尤其是那些经过国内硕士阶段训练的，多数人知道如何进行科研工作，因此能很快进入科研角色。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博士学位学制为四年，由于中国学生刻苦、努力，多数人仅三年多就能拿到学位。 
 
　　但中国学生英语整体水平不高，成为影响他们发挥才智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主要障碍。另外，比起发达国家的学生，中国学生的保护生态意识、法律和法制观念略较差。大多数刚来的中国留学生不知道进行医学动物试验前必须获得当地法院或有关部门的批准，否则不准使用动物的制度。再如，医学试验中的各种废弃物，如针头、玻璃片等要进行分类，有些制剂必须经过处理后才能倒入下水道。中国学生刚来时，瑞典技术员都要一一给予详细介绍，他们都觉得很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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