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们把学生压住不放，榨干他们最后一点血，才让其毕业，师德何从！”，“现在高校的导师就是剥削家！”，“导师合格得很少，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想到要给导师打工就害怕。”……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贾昊跳楼自杀的新闻发布后，关于他自杀的原因颇多传言，主要是饱受导师辱骂和剥削，互联网上充斥着声讨导师不良师德和抨击师生关系功利化的帖子。

网上的留言也许偏激，跳楼自杀的行为也过于极端，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高校导师与学生存在着一种畸形的关系。在“跳楼事件”议论尚未终结时，又有自称是“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同学的网友，爆出周森锋在清华的导师刘洪玉教授是个“富豪导师”，“只顾赚钱和外出讲课，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再联系到今年早些时候广西商学院副教授廖丽霞涉嫌抄袭本科生论文、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联署学生的抄袭论文，以及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因论文抄袭被免职，难怪有网友表示“宁愿放弃也不去读研究生”。

中国的导师制是从英美等老牌大学引进的，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唯一所不同的是“制度上的制约”。那么，国外的导师制采用了哪些“制度制约”，来解决师生之间所产生的雇佣矛盾？国外的导师与学生关系是否存在功利化的倾向？

英国：以学生为中心

英国牛津大学可以说是导师制的鼻祖之一。该大学的导师制起源于14世纪，当时的导师主要是学生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保护人。直至19世纪以前，导师都不是学院的正式教师，只是私人导师。19世纪大学考试制度改革以后，导师制开始成为一种以学院为依托，以本科教学为本旨，以导师个别教学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和教学制度。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牛津大学的导师教学由导师和学生一对一地进行。导师制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关注学生个体的智力水平和兴趣爱好。目前，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从2005年起，牛津的授课方式更多地依赖研讨会和小组学习，导师带着2~4名学生一起上课，但是导师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是实现对学生有益的极具针对性的个别指导。

英国大部分大学都继承了牛津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师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刘娟凤告诉记者，她的导师很少会给她布置具体的选题，而是在学期之初先了解她的选题及个性。在了解到她想研究的课题以及善于阅读文献的特点后，给她列出了与该课题相关的大量书目，并要求她每周进行文献阅读汇报。根据她所进行的汇报，导师再决定下一步是否应该改变阅读方向或是组织小组讨论，进一步消化所阅读的内容。这种主体在自己的学习方式让刘娟凤如鱼得水，“因为主要学习时间都放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方面，导师不会做不必要的要求和指导，所以不会觉得有压力”。

“我也参加了导师的课题项目，但更多地觉得导师和我是一种同事关系，而非老板与打工仔的关系。”刘娟凤告诉记者，“虽然存在着雇佣关系，但几乎没有人会叫导师‘老板’。”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使导师不会强求所带的学生参与自己主导的课题，更不会要求学生在能力范围外承担更多的课题研究责任。“与导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更像是我的态度主导的，而非导师。当然，导师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刘娟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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