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讨论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加国的医疗体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乐意与医院打交道，但生命有限，谁也不可避免。一些与加国医院打过交道的华裔移民，深领一个“慢”字。看急诊要等几个小时，动手术要等好几个月，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病痛，处理起来扯皮扯得没完没了。有人说，加国的医院有点像中国过去得公费医疗，不愁费用，但效率低得像官僚机构。有些华人得病，索性飞回中国去治疗，他们戏称为“逼上梁山”。

    在加拿大生活的华裔，经常听说有人得癌症回中国去治了，有人回中国动手术了。这些人因为不愿等待太长的时间耽误病情，宁可放弃这里的免费手术，回国花钱去治。据报道，为了及时手术，在加拿大，还出现了每年推荐60多名西方病人到印度进行手术治疗的“观光手术公司。”

    记者问及的华裔移民对急诊的意见最大。静女士的儿子运动时摔了一跤，胳膊上带着冰茬流着血去看急诊，结果等了3个小时才终于看了医生。张先生的女儿肚子疼了去看急诊，等了很久才见到医生，这时她的肚子已经不痛了。

    英联邦基金近年曾对加拿大、美国、英国、荷兰、纽西兰、澳洲及德国等7个先进国家的12000名民众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加拿大民众动手术或看医生等候时间太长，最有可能跑急诊室。

    在接受调查的加拿大人中，只有22%的病人称，他们可以在当天见到医生。30%的病人称，他们至少要等上6天才能见到医生。此一比例在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中最高。15%非紧急手术的病人说，他们必须等6个月或更长才能接受手术。 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很难在夜间或週末、假日找到医生看病。

    根据这项调查研究，加拿大慢性病患者被误诊或开错药的比例为28%，在接受调查的7个国家中，仅低于美国。

余先生：疝气愈治愈疼

    工伤手术后1年多过去了，余先生的腹部疼痛依然，他告诉记者说：“比手术前还要疼。”因为是工伤，余先生面临的问题比普通病人复杂得多，既有医院，还有工伤赔偿局、家庭医生、康复中心。他不懂英语，每次就医，还要找人帮忙翻译。

    来自中国东北的余先生今年58岁。他告诉记者，来加拿大4年了，原来在唐人街的一家公司开货车，装卸货物时受伤，被挤出小肠疝气，在工伤赔偿局的安排下，他到一所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小肠疝气虽然没有了，但腹部却一直像针扎一样疼。

    余先生说，他去年5月30日受的工伤，7月27日动的手术。手术后非常疼痛，只能平躺，不能翻身。“手术后比手术前还疼。”他说。医生只开了三天的药。他在手术后，去复查了三次，分别是8月16日，9月6日，9月20日。手术和复查的是同一个医生。“医生都说没事。第三次去复诊时医生说‘你完全好了，可以上班了。’”当时余先生的女儿陪他一起去的，女儿让医生把“完全康复可以上班了”的话写在本子上，医生不肯。对于余先生的疼痛，医生说，工伤好了就不必开药了，也不用开假条了。

    因为疼痛不止，余先生只好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告诉他，自己也做过小肠疝气手术，痛了10个月才好。他建议余先生不要着急，让伤慢慢恢复。

    余先生听了医生的建议，回家好好养。但10个月过去了，腹部还一直疼。他需要自己不断买止痛药止痛。因为痛得受不了，就想查查肚子里面的情况。2007年，他去做了X光检查，家庭医生看了结果，又打电话问了手术医生，然后告诉他情况正常，需要锻炼身体。余先生疼得不能动，一动就浑身冒汗。余先生在2008年5月3日，又去做了B超。B超结果出来后，做B超的医生说：“手术有问题。”家庭医生看了说：“有点小问题，但不能确定。”他把余先生转到一家医院的疝气科检查，医生查过后说，疝气没有了。余先生告诉他，肚子里面疼。医生说，我们只查疝气，疼痛要转疼痛科。等了两个月，还没安排好，余先生的女儿找工伤赔偿局安排，工伤赔偿局又为他们安排去一家康复中心的疼痛科。

    余先生本以为这个疼痛科马上可以治疗他的疼痛，但按订好的时间去康复中心疼痛科时，迎接他的不是治疗，而还是一场检查，来了4个医生，其中有1个是心理医生。真正有效的治疗他不知要等多久。

    本报曾以电邮方式向工伤赔偿局求证，至截稿为止还没有得到回覆。

Jessica：急诊看了4小时

    Jessica来加拿大还不到4年，几乎没怎么跟医院打过交道。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她女儿喉咙疼得厉害，几乎失音了，还发低烧，因为家庭医生星期天不上班，于是她第一次带女儿去医院看急诊。

　　他们下午2点来到医院，看到前面等候的人不多，只有两个人，心想应该很快。不久，有医院的员工请他们出示医保卡，他们忘带卡了，但是带来了卡号，虽然他们发现医保卡上的名字写错了，但只是让他们以后去改，并不耽误看病。这个环节只用了几分钟。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5点钟，Jessica的女儿才可以进去看病。她以为一会儿就好了，但女儿好久都没出来，她往诊室探头探脑，看到女儿在躺着等。

　　因为他们早餐吃得晚，所以没吃午餐就来医院了，想着看完病就去吃，谁知等了一个下午，她饿得直发慌。Jessica趁着女儿进了诊室，赶紧去买点吃的垫肚子。好容易在附近找到一间小咖啡室，买点热饮料喝下去，才定下神来。女儿看好病出来时，已经是下午6点钟。

　　女儿告诉Jessica，医生给她验了血。Jessica看了开的药，也就是普通的抗生素。她说：“好在我女儿没什么大毛病，如果真有什么事，基本上就完蛋了。”

　　Jessica的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每小时2.5元，4个小时下来，用掉了10元。Jessica说：“以后朋友要是去看急诊，我会建议他们到附近找免费停车场。”

Jennifer：生孩子有赞有弹

    也有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非常欣赏的。中国移民Jennifer说，她的婆婆得了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住在医院里，护士照顾得很好。

    在加拿大的医院生孩子，被照顾得怎么样？有一位女士抱怨说，在中国生孩子，可以提早住院，但在加拿大，肚子已经很痛了还让回家等待；因为她是顺产，只住一天院就叫她回家了，要是在中国，可以住7天院，她感觉不被重视。但去年才生双胞胎的文女士则说，她生小孩前和住院时，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她是高龄产妇，怀的还是双胞胎，怀孕时，家庭医生就安排她见遗传病专家，见了两次，谈得非常详细。因为她血糖有点高，家庭医生又安排她看了糖尿病专家。她告诉记者，她生孩子时，做的是剖腹产，手术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因为生的是双胞胎，她住院住的是单间，丈夫也可一起住，住了4天院。她对住院时医生护士的服务非常满意，对医院免费提供的食物也满意，说：“冷的热的都有，有类似中餐的东西，也有热汤。”她也看到邻居的西人女士生完孩子就喝带冰块的饮料，但冷热饮品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医疗体制应彻底改革

    最近，加拿大医学会(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罗伯特(Robert Ouellet)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说，加拿大目前的医疗系统漏洞百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进行彻底改革，抛弃单一的公有制医疗制度，将加拿大的医疗制度“部分私有化”。 韦莱表示，虽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金钱，但医疗服务却不能满足需要，很多病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治疗。

    韦莱建议加拿大借鉴欧洲的经验，将私人诊所作为病人的一种选择和公有医疗系统的补充。他表示，私人诊所和医院的存在，可减轻公费医院的负担，提高他们的效率。

三番检查惊魂魄

    杨女士其实已经不算新移民了，来自哈尔滨的她，移民加拿大已经8年，前6年都生活在多伦多，2年前才随着丈夫工作单位的更换，来到温哥华。

    然而，一场前不久发生在杨女士身上的就医风波，让这个一直过着平静生活的家庭，一下子变得充满了愁云惨雾、惊悸不已。

    五个月前，她联系了医生，要求做乳房的健康检查(Mammogram)。按照约定的时间，杨女士在上午8点去那间诊所做了检查，从等待、到检查，总共大约用去了40分钟的时间。做完检查的二十多天后，她差不多都快忘记了检查这回事了，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卑诗省癌症协会（BC Cancer Agency）的来信，告知她说，她的乳房检查结果表明，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而且这封来信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明，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并不表明她患了癌症；做进一步检查的，患癌症的比例只有多少多少……等等，这是杨女士人生中第一次把癌症与自己联系到了一起，她完全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也变得恍恍惚惚的。

    杨女士又按照信中的指示，电话预约了第二次检查的时间和诊所，这一次是用超声波（Ultrasound）作检查，预约在两周后的一个上午。

    在等待第二次检查的这二个星期里，杨女士看起来和常人一样上班、下班，送孩子上学，给家人做饭，但内心里经受着难言的折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毛病，可治还是不可治。每天吃不香、睡不宁，而且也明显地感觉到丈夫的心里也有压力。

    第二次的检查，杨女士婉拒了丈夫的陪同，还是独自前往，这次的诊所就在第一次检查诊所的同一条街上，只隔了两个路口。等候十分钟、检查二十分钟，杨女士被告知回去等结果，检查结论由家庭医生通知本人。

    杨女士夫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来了癌症协会的又一封来信，这封信也是在检查后的三个星期左右收到的。该信的意思还是说杨女士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信的措辞与上一封差不多，但对杨女士来说不啻是一纸“判决书”：这不是进一步说明，她的身体确实有毛病吗?这个时候的杨女士，已经从担心变成了灰心，从害怕变成了恐惧，她对自己的生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在想着自己离世后，孩子们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在丈夫的帮助和催促下，杨女士电话预约了第三次检查，这个检查定在一个星期后，还是第二次去的那家诊所，所做的检查是穿刺提取“病变组织”，然后做“切片病理”检查。这次杨女士没有拒绝丈夫的陪同，她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任何拿主意的事，一切交由丈夫处理。

    不过，在诊所里，丈夫只能等在候诊室里，杨女士必须独自进行检查。这个检查由一名医生和一位护士配合进行，医生寒暄过后，聚精会神地工作，年轻的女护士则一直握着杨女士的手，并温柔地抚摸，为她减轻痛苦，舒缓她的紧张情绪。

    约莫5分钟后，医生提取好了“病变组织”，随即用超声波仪再对她的乳房进行检查，并且对杨女士说，“你的检查结束了，你没事了。”杨女士立即问道：“我没事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医生指着超声仪的显示屏解释说，“你看，原来检查显示有阴影的地方，现在没有了，所谓的‘病变组织’被我抽出来了，阴影没有了，说明这些组织没有病变，更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还是会对这些组织进行‘切片’分析，分析报告两个星期后通知你的家庭医生。”

    走出检查室的杨女士，面对丈夫焦虑的眼神，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场虚惊就此结束。

    现在时隔两个月，杨女士谈起这件事情，仍有一点“心有余悸”的感觉，她觉得这种“误诊”和“误判”的情形，令人很难接受，而且误诊后，不能马上安排确诊，还要等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再确诊，让寻医者有等着“判刑”、度日如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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