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华裔学者十多万人，分布在全美80多所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中。在普通移民眼里，他们从事着热门行业，收入可观，很有发展前途。但华裔学者自己的感觉却不是这样。一位华裔科学家说：“我感到这里存在不公平。”

　　大多数生活稳定，但压力很大

　　家住新泽西的李先生是一家大制药公司的研发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美国人有句名言：如果你觉得工作不累，那么你离被解雇不远了;如果你们公司的人都觉得不累，那么你们公司离倒闭就不远了。”正因为如此，李先生过去3年很少休假，平日工作也常常要加班加点。虽然家中有两部汽车，一家三口住在2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但他并没觉得非常幸福。李先生的女儿今年4岁了，太太很想再生一个孩子，但考虑到两个人都要挣钱还房子和汽车的贷款，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李先生的辛苦也换来了一些成就，如今他已是部门高级主管，手下的20多个工作人员全是白人。

　　李先生的生活也代表了一部分美国华裔学者的状况。在记者接触过的华裔学者中，虽然并非人人都是计算机巨子或白领精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着固定的工作，生活也比普通移民更为安定。

　　和李先生一样，最让华裔学者头疼的或许是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如今，美国各大研究机构中，东方面孔越来越多，华裔、印度裔、日裔、韩裔等亚裔科学家在美国科研机构的竞争非常激烈。在纽约一家通信设备公司从事开发工作的另一位李先生告诉记者，印度裔的科学家比华裔还玩命，他们往往能把3周的工作在一周之内完成，有的人干脆带着睡袋在办公室睡觉。这些都对华裔科学家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压力使华裔学者英年早逝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年2月23日，哈佛大学生物系一名姓盛的华裔博士就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38岁。为了尽快还清来美后积欠下的债务，盛博士除了日常工作外，还与妻子开了一家小商店。长期的劳累使他患上了癌症，最终撇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撒手而去。

　　中国强大，美国担心技术外泄

　　波士顿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亚裔科技工作者，实际上不过是给美国老板打工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的是美国人不愿干、工资少、既累又繁杂的“科研”工作，也很难接触到高科技的核心技术。

　　美国著名华人组织“百人会”本世纪初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美国人认为华裔美国人有可能“将国家机密泄漏给中国政府”，1/3的美国人觉得华裔美国公民对中国的效忠程度，更胜于对美国的效忠。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成了惊弓之鸟。他们一方面大幅度收紧海外学者的签证，另一方面也使许多在敏感部门，如美国宇航局工作的华裔科学家知难而退。这些华裔学者要么“跳槽”，要么转去科技含量低一些的部门工作。一位研究原子物理学的学生回中国探亲，虽然他的研究领域与核武器完全无关，但当他申请签证回美国时，仍足足等了18个月。

　　去年初，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限制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十多个国家的海外学生使用实验室设施，每使用一种仪器前也必须申请许可证，就算是实验室内的普通电脑，也受到限制。

　　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

　　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亚裔科学家在美国科技界、生物医学实验室里是个大群体，却很少有人能担任高级管理职位。据2000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亚裔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1%，却占美国生命科学家总数的14.7%。

　　著名的病毒学家蒋光德和他的同事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调查显示，美国国家卫生总局近200位实验室或分支机构的主任中，亚裔只占4.7%。去年春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55个实验室主任中只有一个亚裔。蒋光德教授所在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22个主任中，一个亚裔人士都没有。

　　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亚裔科学家职业晋升所面对的“玻璃天花板”。大多数实验室欢迎亚裔，但不代表他们能升任主管或负责全面的工作。

　　台湾出生的蒋教授拥有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作为医学人员进入美国国家卫生总局，1993年成为终身研究员，但他不指望能进入高级管理层。对此，蒋教授表示：“我感到这里存在不公平。”

　　很多地方都存在偏见

　　前不久，美国西北大学的神经学家饶毅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他的数据显示，美国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26个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亚裔;11个常务理事会的193个理事也没有一个亚裔。学会的权威期刊《生物化学杂志》的703位编委中，亚裔不到 4%;有决策权的21个助理编辑没有一个亚裔。

　　饶博士还发现，美国神经学会的领导人中同样没有亚裔，18个委员会的近300个委员席位，亚裔只有两席，通过选举确定的15个官员和委员会职务没有一个亚裔人士。在学会37年的历史中，只有极少几个亚裔人士担任过这些通过选举确定的职位。

　　为了解释这种差异，饶博士和其他人列出了多种原因，如亚裔科学家进入美国科学界相对较晚，有语言上的障碍，妨碍亚裔主动寻求晋升和荣誉的古板文化等。但对蒋教授、饶博士和其他亚裔科学家来说，这些数据不过是验证了自己长期感受到的问题。

　　也有不少华裔学者成功的案例

　　实际上，情况或许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糟糕。由于所在部门的不同和个人敏感程度的差异，也有许多华裔学者并没有感到晋升的阻力。除了一些敏感部门外，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开始担任美国部分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前不久，记者到纽约上州威斯利尔理工大学采访时，认识了从事数字模拟的徐榭教授和从事太赫兹领域研究的张希成教授。作为科研的带头人和负责人，徐教授和谢教授不但有自己的实验室，还有足够的助手和研究人员。和一般华裔科学家专心研究，忽略了人际交往不同，徐教授和谢教授不仅在学术上颇有成就，还凭借极强的社交能力争取到政府或企业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使自己的学术领域从边缘走向主流，甚至转化成为生产力。

　　蒋教授也相信情况在变化，他说，去年他差一点离开了美国国家卫生总局，但一位高级主管同事劝他：“我刚来的时候，每位医学主管、主任都是白人新教徒，他们的助手全是犹太人博士，而现在我们的助手都是亚裔。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通过努力争取不平等的消失。”

　　杜克大学的健康事务主管维克多认为，对外国科学家而言，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容人的社会，新的亚裔学者知道如何去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美国，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具备一些成功所必要的素质。”“这要求所有人自觉地去努力。但可以预见，这样的差距会缩小，下一代会更进一步。”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