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喜欢外来者：历史上堆满了因种族、宗教和国籍而被私刑处死、被刺刀刺死或者被毒气熏死的人的尸体。甚至在相对文明的经济关系领域，也存在着很大的歧视空间。即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们也会因为种族或性别而挣得比别人少。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 (Michael Clemens)、克劳迪奥•蒙特内格罗(Claudio Montenegro)和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最近在一份摘要中表示，美国白人男性的收入比白人女性高27%。这一数据比较的是资历相似的全职工人的时薪。同样，通过对条件相似的人进行比较，这些经济学家发现，美国白人男性的收入比黑人男性高7%。回顾1939年，条件相似的美国白人比黑人的工资高60%。与此同时，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男性的收入是资历相同的女性的3倍。这些数字没有一个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都令人震惊。

　　我们甚至有可能计算一下美国奴隶的隐性工资损失——不过，或许只有经济学家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有意义。几位经济学家已经尝试了这么做：他们将奴隶获得的“报酬”——食物、衣服、住房、可能还有一些医疗服务，与一个奴隶主向另一个奴隶主租用奴隶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当然，低工资几乎不能算是奴隶制是一种暴政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奴隶的劳动所得能达到奴隶主支付的租金水平，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比奴隶主认为适合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高出3至4倍。

　　奴隶们在自由劳动力市场本应获得的收入，与他们实际上被迫接受的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令这一差距相形见绌的是，在尼日利亚出生、在尼日利亚接受教育的人在尼日利亚正规部门工作获得的收入，与他获准在富裕国家工作可能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超过8倍之多。尼日利亚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还有很多其它国家，只要允许到富国工作，其个人收入就会增加3到4倍。移民限制造成的工资损失，比种族和性别歧视更大——或许甚至比奴隶制还大。这就是克莱门斯和他的同事所说的“巨大歧视”。

　　这份研究报告无疑附加了政治意图：普里切特大力提倡更自由的移民规定。抛开政治意图不谈，我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报告中的数字。来自非常贫穷国家的移民若能进入富裕国家工作，他们的工资会大幅跃升——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富裕国家的选民们是否认为在道义上有义务考虑这些利益。迄今为止，他们不这么认为。

　　经济学家们习惯于“戳人痛处”。4年前，由于将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称为“仇外者”(xenophobe)，《买房子还是买股票》(The Armchair Economist)一书的作者史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招致了恶名。他认为，爱德华兹的保护主义观点人为地赋予了美国人比外国人更多的特权，这并不比人为地让白人比黑人拥有更多特权更好。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很少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

　　经济学家们总是倾向于对种族、性别和国籍的差异视而不见。1849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将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因为经济学竭力主张，由供需决定的市场工资优于奴隶制度和卡莱尔所称的“善行鞭”(Beneficent Whip)。但卡莱尔的观点如今打上了“令人生厌”的烙印。

　　我不知道我们的后代将如何看待移民障碍，但障碍给困在另一侧的人带来的成本却值得我们反思，哪怕只是片刻。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