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加拿大一直以尊重和倡导人权而享誉全球。与此同时，国内外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在刑事罪犯和其受害人之间，「人权」和「公正」的天平更多向前者倾斜。

　　统计数据一再显示，很多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其实并没有报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执法和司法官员对受害人的冷漠和忽视，也是重要因素。

　　官僚 二度伤害受害者

　　多市一居民的女儿受到歹徒的袭击和殴打，当家长带著目击证人到警局报案时，值班警官居然用粗话命令他们退出门外、等到「头脑清醒」后再来；对于证人带来的犯罪证据录影带，警察也表示毫无兴趣。另一警官则称，警察也需要休息，不可能在这么晚的时候出去。

　　上个月，25岁的马亭（Oliver Martin）和21岁的艾利斯（Dylan Ellis）在汽车中遭人射杀，事后警方不仅拒绝向家长透露案情，而且不许他们到医院去见死者遗体。死者家长称，他们的孩子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他们则感觉是「多伦多警政委员会的『受害者』」。

　　不少受害者及家庭曾就受到的不公对待向相关部门投诉，令人费解的是，最终处理这些投诉或主持调查公听会的单位，往往是被投诉的机构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单位。

　　赔偿 金额低作用也少

　　根据安省规定，每个刑事犯罪受害人，可从刑罪赔偿局（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Board）获得最多2万5000元政府补偿。专家认为，这一数额是10年前规定的，相对现今而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别说大多数受害人实际获得的补偿，远远低于这一数额。

　　2007年2月，安省廉政专员发表报告，对刑罪赔偿局的拖拉、冷漠和官僚作风提出尖锐批评。此后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政府对该局额外追加了1亿元拨款，赔偿案的平均等候时间才从原来的三年缩减至两年，但迄今年1月底，等候处理的积案仍多达6560件。

　　18年前的夏天，多市市民克劳杜斯（Steve Klaudusz）的三岁女儿凯拉（Kayla），被居住同一公寓大楼的房客性侵并杀害，刑罪赔偿局最终仅给了受害者家庭1万元补偿，理由是他们的痛苦和困难「不是很严重」。

　　多年来，克劳杜斯靠著自己不算高的薪资，独自带著另外两名子女勉强度日。去年初，在裁员潮中他也失去了工作。前不久克劳杜斯在网路上披露自己的困境，他说，既无法满足两个子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看医生的钱也付不起；而杀害凯拉的凶手，却在监狱受到保护，不仅衣食不愁，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免费看医生。

　　耻辱 罪犯享更多权利

　　有读者留言称，受害者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他们和其他守法公民缴纳的税款，却被大量用来照顾罪犯，这是整个社会的「耻辱」。

　　一些专家认为，很多事例都表明在加国社会中，受害者及其家庭常常受到忽视，甚至再次成为政府官僚的「受害者」，而真正的罪犯却享有太多「权利」。这已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偏差，警察、法院、刑罪赔偿局等政府机构都有值得反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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