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多伦多留学生圈子里祸事迭出。7月份的李春雷自杀案加上8月份的田园遇害案，使得多年不见的恐怖疑云再次笼罩在多伦多留学生群体中间。《加拿大都市报》上周（54期）报道了新移民和留学生之间微妙关系后，收到很多信息反馈，很多人向记者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本报记者半个多月来也一直关注着李春雷自杀案的发展动态，搜集了丰富的一手数据，期望可以重塑他以往的生活经历，从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些启示，大量独家新闻未来将与读者见面。


留学路不容易

胡纪华，他自称作为一个来加拿大9年的老留学生，后来又办了移民，可以说早年是小留的身份，现在又站在移民的角度。由于身份的变化，对小留和移民之间的关系体会更为深刻。

当年，胡纪华作为一个退役散打运动员到加拿大开始了留学生涯，他表示实际上在这里也没怎么读书，一边创业一边办移民，就这样9年过去了。他认为留学生群体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2003年以前来的留学签证学生，他就属于这一类。后一类则是最近几年来的留学生。

前一类留学生家境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也是刚刚大起步，如果说家里有个3、4百万人民币的话，就要拿出100万给孩子留学。他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买一部二手车都已经很让人羡慕了，打工基本上是人人都要经过的过程。

他曾经拍过一个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电影《兄弟》，其中讲述了很多留学生的故事。一些看过的人说电影不真实，把学生的生活描写得太苦，太多暴力和血腥的成份。他表示，电影里的故事每一个都是真实地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只不过由于艺术的需要，必须集中放在三个主人公身上，因此别人看了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部影片反映的就是那一批留学生的真实生活和经历，现在的人不理解也好，不相信也好，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生活的人都会认同的。

虽说那个群体的留学生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艰苦，不少人也都上进好学，还是有人为了金钱误入歧途，混入黑社会。为了取得留在加国的合法身份，什么难民、假结婚的招数都能用上，如何留下来是那一代小留最关心的问题。

胡纪华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记者表示，2003年和2004年多伦多留学生圈子比较复杂，打架斗殴纷争时有发生。不过混黑社会好景都不长，红火的日子就那么几个月，大部分人一年之内不是出事了，就是淡出江湖，还有人糊里糊涂地失踪，至今也没有下落。

胡纪华还表示，新生代的后一种留学生，也就是2003年以后来的留学生。这批留学生的特征就是有钱。中国的经济猛速发展也就是在那时开始，出现了不少巨富之家。一些富家子弟来了之后衣食无忧，自然不会参加帮派，除非是自己特别想找到有“组织”感觉的人除外。这部分学生住公寓、开名车、泡小妞，生活的十分滋润，身份已经不再成为困扰他们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有钱，就可以随意出入哪个国家。因此，在他们眼里电影《兄弟》所反映的艰苦、凶险的生活似乎很不真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谁人富裕谁人穷？

四少、潇潇和武武都是年轻人，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已经离开校园。武武觉得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学生是贪官子弟，多少是富家子弟，多少是平民百姓子弟。但据她的感觉来讲，应该各自占到三分之一。

一些官家子弟花起钱来真的是令人羡慕，毫不畏缩。名车、名包都是他们的首选消费品。做事也比较张扬，喜欢拿自家的事情来炫耀，不在乎说那些钱来路不正，中国的小留对此也见怪不怪，没人说啥。

富家子弟相对来说花钱并不是特别浪费，只不过平时生活水准高一些。四少认为，既然经济条件好，也没有必要一定让人家过紧日子，这个不能强求，新移民和小留差不多是两代人，看不惯年轻人的作派很正常。他也见过很多家境一般的学生，每月全部生活费也只有500元就够了。

多伦多大学中国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史秀雄表示，他接触的学生大多数家境不错，没见什么贪官的孩子。他认为也许因为“多大”门坎比较高，贪官的孩子一般不会那么努力读书而进入“多大”。他周围的同学对学习的要求都比较高，希望学有所成。

他们都认为，还有一部分学生来到这里，突然失去家长和学校的监督，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只看到其它同学在玩乐，没有看到别人刻苦读书的时候。因此打肿脸充胖子，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互相攀比，没有钱也要高消费。甚至开始靠卖毒品、假文凭等不法勾当度日，使得小留的声誉为之受损。

国移眼中有“钱途”

作为拥有新移民和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胡纪华对双方的矛盾也颇有见解。他觉得小留和移民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这不是加拿大造成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在加拿大这个特殊的平台上较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放在中国也不会有矛盾，也正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才会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水火不相容。

在他看来近几年急速增多的大陆新移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移民，他们大部分在中国应该不是顶尖的精英人物，但也不是社会底层。他们有技术、有知识、有见解，但又不被重用，或者不看好中国的现政和发展前景。自身的事业和政治理想，无法在中国实现，因此希望移民加拿大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他们怀抱这样一个美好理想来到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却发现因为语言或者其它方面的原因，同样难以找回自我感觉，甚至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才能换取生活所需。恰恰在这个时候，当一个个衣食无忧的小留开著名车，带着美女，下馆子开Party，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一个无法抹去的观念会立刻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那就是“贪官子弟”，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

胡纪华认为，说小留是贪官的孩子太绝对，贪官子弟一定有，但中国有钱的家庭现在太多了，不一定都是贪官。这些钱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有钱就不想去好好学习，到处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稍不留神就会误入歧途，让家长人财两空。

除此之外，小留和新移民最大的分歧在于价值观问题。很多小留认为一些新移民对金钱、处事的态度不可理喻，无法沟通。胡纪华说，有些新移民，可用“龌龊”两字来概括。当然，他觉得这个词用得太严重些，但他认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原因所致。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

胡纪华说有一件事情令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他已经成为新移民中的一员了。有一次他因为出租房子要买一个床垫，和网上一名女移民联系好去拉床垫。他在去的路上到一个朋友的公司为房客买了几个2元一个的小茶壶，特别经济实惠。没料想那位女移民看上了这个小茶壶，就要向他买。

他表示，想要的话不如自己去买。女移民不想为此跑一趟，他说就送给对方一个好了。但女移民执意不能占便宜要付钱买下，就这样她买去了一个2元的水壶。

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女移民的电话，她表示茶壶有问题，希望他能开车过去取回来，换好了再给她送去。他一听头就大了，表示他如果为此跑一趟，连油钱都不够，就2元钱的东西不如扔了算了。

没想到这个女移民几天后居然坐公交车找到了他的办公地点，硬是把那个2元钱的水壶拿了回来要退钱。他惊讶地问那位女移民，为2元钱值得花这样的时间和坐公交车跑一趟吗？车票都已经超过2元了。不料，这位女移民的回答道：“没事儿，我有月票”。

胡纪华说看到一些新移民对金钱的态度，简直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有了TTC月票，就要尽多地坐，为几元钱不惜大费周折，这一举动让小留们如何也不能理解。

小留武武是今年在市中心Dandus广场举办329集会的组织者之一，关于国移的故事说起来也是一大堆。据武武介绍，她以前曾经登过广告卖一对椅子，来了一对中年国移夫妇，对这对10元一把的椅子简直是百般折磨。那个女的坐在上面用力左摇右晃，为的就是检验椅子的结实程度，做破坏性实验。她认为，对自家的椅子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坐。

检验的结果很满意，但是他们提出要再降些价钱。与此同时，他们又看上武武的书桌，也要求10元买下。武武当然是不愿意，对方就开始争吵，甚至出言不逊。武武和室友看到这种情形不愿意再和他们交易，赶他们往外走。结果一个意想不到的镜头出现了，这对夫妇竟然拼命地顶着将要关闭的大门，理直气壮地表示：他们大老远地跑来，就是为了买便宜的东西，如果不卖就要支付他们的油钱。

武武说她们最后被这种“精神”所“打动”，或者是所震撼，只好把那张书桌也贱卖了，才算送走了这对凶悍的夫妇。她感叹，这哪里是买二手货，简直是明抢一样，不给都不行，谈不成还要赔油钱，实在是惊讶他们的算计。

而在今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天列志文山影院转播仪式上，一些国移哄抢宣传品的镜头更让她不寒而栗。她表示当时有一些精美的旅游宣传手册免费发放，一些上年纪的华人蜂拥而上，丝毫不顾脸面，场面十分惊人。而且一部分人还是一抢就是一打，别人说了他还辱骂别人。这种贪婪的心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胡纪华认为这些国移的种种极端行为，是造成新移民和小留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他表示，新移民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有太多的压抑和限制，上有领导下有亲戚朋友，因此举止行为、待人处事，都要考虑影响和形象。移民到加拿大之后，这一切都没了，上没有共产党，周围谁也不认识，做什么都不用在乎影响，用一种误解的态度来理解民主和自由。对待一切事情，张口就是要法律解决，但实际上法律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对待外人也都是用最恶的心去揣测对方，原本一些用谦让、理解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闹大，甚至较真来解决。一些很小的矛盾，往往变成大的纠纷。

他曾经见识过一对男国移，因为同租一栋房子的地下室而产生矛盾。最终双方都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一看是打架，就进行调解，反正也说不清楚谁对谁错，再加上伤势都不严重，因此不想多费精力。就给他们建议，要么各自找律师打官司，最终必定有一个人要定罪，要么就当场和解。两人一合计，打官司既要花律师费，又要承担有罪的风险，干脆和解，当初的怒火一下子就没了。

小留与新移民有隔阂

经过几次热爱中国、反对藏独活动之后的武武，谈及她在活动中接触到的一些新移民的印象，总结了三个字：“滑、木、贪”。对贪婪的解释，武武举了卖家具和哄抢宣传品的例子。对于“滑”的解释，武武说以她所见，在诸多活动中新移民的参与者，虽然有的人是大公无私，但有些人善于见风使舵，总让自己立于毫无损失之地，那种狡猾、精明，让一帮学生大开眼界。

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今年组织参加的两次大型活动，还是感到自豪和骄傲，认为做了一生中值得回味和留恋的事情，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也看到了社会的复杂性。

“木”的理解，武武认为很多事情在小留看来觉得激动得不得了，很多新移民对此却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中国在今年遭受了那么多灾难，不少新移民慷慨解囊或极力声援，也还有不少新移民根本不当回事儿 ，甚至冷嘲热讽，感情近似麻木，她们对此难以理解，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在生活中，平时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国移毫无礼貌，你等他他也毫无反应，走了一些也不说再见，总之很尴尬。上一次她去美国使馆办签证，没有5元零钱，排队的大多是中国人。她挨个找人换时，大家都不约而同一个态度，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说没有。中国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条，在这里依然存在。

胡纪华认为部分国移这种心态和缺乏宗教信仰、长期只顾及自身发展有关、缺乏对他人关心所造成，缺乏公益心。比如，除了前几次的爱中国活动之外，华人的活动多局限于中国政治议题方面，为自身权益而争斗方面，反而对于加拿大民生或者公益性的活动几乎没有，不把自己当加拿大人。

留学生难管理

华人按照传统观念，以为各个大学的中国学生会都是校方官方组织的，实际上都是学生自发组织而成，不代表也不受校方控制，纯粹是学生自我联合的团体。因此，很多新来的学生，也会误认为学生会是学校派来帮助自己的。

四少是一名大三的留学生，以前也在所在大学的学生会担任负责人，现在由于学业繁忙和兴趣改变，不再参与该校的中国学生会活动。他表示，学生会的声誉不佳是最终失去学生信任的原因，因为这些组织每次只会组织唱歌、跳舞，不做一些实事，甚至有人利用大家对学生会的信任去坑蒙拐骗，反正年年都有新人来，这些人不怕没人上当。导致一些学生会成了几个人的小团体，拉出去却十分唬人。

胡纪华则认为学生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学生会的帮助，你是谁？谁又管得住他们。曾经有小区人士建议把小留家长的钱统一收集管理，定时按量发放给孩子们，但实际上操作性不强，根本不可能做到。他就曾经经历过组织学生做一些公益活动的义工，结果都是没人来。公益活动的用心和扶弱的意识是要从小长期培养，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养成。

四少回想中国领馆曾希望学生会把学校中国学生的资料收集一下，便于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但他认为这么做作用不大，因为学生更换学校和流动性比较大，领馆很难掌握谁在哪里。学生会后来尝试去统计，但是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很多学生完全不合作，要么不搭理，要么不写真实信息，或者就给一个邮件地址。大家对学生会不信任，防范心里很强，很多人不知道同学的中文名字。这在大学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知道这些学生都在担心什么。

从今年的两次大的游行活动中就可以看到，学生完全是靠着几个毫无组织经验的倡议者所发动，也完全是靠着大家朴素的爱国热情搞起来的，各校学生会基本上没起到任何号召组织作用。

多大学生会：今年有大突破

多大中国学生会主席史秀雄表示，他们代表的是本科学生，仅市中心校区会员在600左右。几年来他们在帮助新生入学、选课、买书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近他们还在协办一个大型卡拉OK比赛，为的就是凝聚更多学生。

他认为学生在不同阶段对学生会的期望和热情不一样，1、2年级的新生有很强烈的组织归属感，希望参加社团活动，热情也比较高涨。而高年级的学生觉得这些活动自己都经历过，吸引力和新鲜感都少了，因此不愿意参与学生会的活动。所以说起学生会的号召力，不同年龄的学生都有不同的感受。

史秀雄认为留学生学生会发展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经费不足。他们经费的来源是会费、商家赞助、学校拨款和中国领事馆的帮助。其中学校拨款是根据学生会每年提供的活动计划予以资助，中国领事馆每年则有2,000元的资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是学生会体制问题。现行学生会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改选，每个新任的主席都会有自己的计划，因此工作延续性不强。结果是每年都在处理同样的困难，每年都解决同样的问题，工作局面总是处于基础阶段，无法向学生提供深度服务。

目前他们刚刚设立了一个学生资源网站，将留学生常见问题集中归纳整理，还建立了学生信息数据库，只要是会员就可以看到其它同学的信息，便于大家联络交流。因为作为学生会，连中国学生的信息都没有，就谈不上服务。中领馆有很多时候要求学生会帮助找人都无法完成，等这个数据库完善之后，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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