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清闲的下午，我把自己舒展在阳台的躺椅上，面对着渐渐西沉的日头。冬日下午的阳光轻柔地洒在脸上，很默契地配合着盘踞在眼皮上的困意，让我慢慢合上双眼，很惬意地睡去。梦境渐生，追逐着日落的方向，向西飞去，飞到某个纬度，降落在那个我曾经挥洒了两年青春的法国山城——普瓦捷(POITIERS)。

　　那是一座小城，但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小镇，因为只有区区五万人口，与中国一个规模稍大的小区相当。不过，在那里，你随处可见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年轻人，因为那是一座包容四海学子的大学城。

　　城市虽玲珑娇小，大学却并非默默无闻。据我所知，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曾就读于此，一个是居里夫人，另一个是科特迪瓦的前总统。所以，大学依山城而建，山城因大学而名。

　　我的心飞到一座邻近教学大楼的宿舍楼里。这是一座很古老的建筑，据说曾经是修女们的住所，在战争期间，又曾被用作医院，那一派保留下来的、原汁原味的古典气质，在阳光充足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心旷神怡；而在阴雨天，则会让你感觉阴森可怖。

　　在那座宿舍楼里，曾经有一间属于我的斗室。在那里，我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一次转换，也感受了相爱、相守、相分的一个轮回。

　　从房间出去，沿着昏暗的走廊走几米，就是公共厨房了，这里有几个电炉,一个壁橱和一个大冰箱。我仿佛看见英俊的塞巴斯蒂安在炉台前忙碌。大部分时候，这个罗马尼亚公派留学生的锅里，只有两样东西：土豆和正在变得滚烫的水。

　　塞巴斯蒂安喜欢在中国学生们烧菜的时候进到厨房，一边处理自己的土豆，一边用真诚的眼神看着别人锅里的中国菜。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眼神可以让热情好客的中国人给他尝上一两口。当然，作为回报，一些家具或者小电器的修理，他也是乐于帮忙的。

　　塞巴斯蒂安说他热爱中国，喜欢和我这样的中国人交朋友，所以他曾经换给我一张万元大钞，价格是100法郎(合15美元左右)，他说这是友情价，让我留作纪念。但后来，他无意之中告诉我，他来法国之前的月薪是150万雷，大约合100多美元，我立刻心算了一下，发觉被他坑了。当他明白过来说漏嘴的时候，马上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说要上课去，便离开了。后来我发现，整个宿舍楼里的好几个中国人，都收藏了这种万元面值的罗马尼亚货币。

　　据说，罗马尼亚政府每个月提供给留学生的生活费是2000法郎,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塞巴和他的几个同胞天天以土豆为食了。

　　塞巴在我认识他半年之后回国了，走的时候，他很开心，因为他带了一台二手的音响和彩电回家。临走的前夜，他来我房间道别，说我若日后去罗马尼亚做国际贸易，他一定能帮我很多忙。我说，除了帮忙换钱，其他的一定少不了麻烦他。

　　厨房隔壁是谢尔盖的房间。这个相貌酷似普京的乌克兰人，虽然比邻厨房，却很少光顾。他靠欧盟的助学金留学法国，数目比塞巴还要寒酸，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他也只以清水煮土豆果腹。谢尔盖常年表情冷峻，沉默寡言，因为和我同属一个实验室，闲时也会和我聊上几句。

　　我一直怀疑谢尔盖练过轻功，因为他的身手比春雨还润物细无声，如果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我会听不见他的任何动静。

　　谢尔盖先我而别这座楼，但不是回国，而是去了里昂，谋到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他曾经说过，他的梦想是在法国定居，就像一个普通的法国上班族那样。而今八年过去了，想必以他的天赋和冷静，应该早已实现了这个梦想。

　　沿着走廊西行，在主楼梯的另一侧，便是我们称作“西厢房”的地方了。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住的全是东欧美女，其中几个肤白身长，金发碧眼的波兰姑娘最是突出。她们喜欢在夏天太阳不算毒的时候，一身短打装扮，自带墨镜、毛毯，去户外的草坪晒太阳。这风景一现，楼里的中国男生们或在各自房间，或聚在一个视野、角度均佳的地方观瞻。

　　西厢房的尽头是餐厅，供学子们聚餐使用。我们曾经在这个餐厅里过了一个大年夜。那顿年夜饭吃得比较清淡，因为聚餐的15个人，约定每人做好一个熟菜过来，结果上桌开饭,发现15个菜中，有10个土豆丝，占总数的66.7%。当然，这种无伤大雅的滥竽充数并没有影响大年夜的气氛和心情。记得那夜餐毕，走到户外，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看看漫天繁星，并未感觉到太浓的悲凉。大约是因为留学的日子虽苦，却很充实，前路虽长，却渐渐清晰起来了。

　　当我从梦境中醒来时，夕阳已几沉到底，看看表，算算时差，梦中的普瓦捷，现在应该是早上九点多，正是学生们上课的时光，而我在普瓦捷的学生时光。已经从手指缝里悄悄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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