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芜的消息时断时续传到我们耳边。先是为了拿博士学位，结婚多年没要孩子。接着又听说他去日本留学定居在温哥华。还有两个孩子。

　　每回同学们聚会他总在缺席中，先是电话打到西北（他一开始是回家乡在大学里当老师），后打到日本，继而打到了加拿大，他虽然人不在现场，但他一直成为热议的焦点。大多数人想象他在国外一定是开大奔，住豪宅。少说也是个CEO。可也有人说“那不见得”。说这话的人，通常被大家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给他堵回去。

　　他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总在深挖人本智慧的潜力，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为实现理想而不停的迁徙。那时集邮的同学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甭提有多欣喜！

　　他还是做人的楷模，每当同学们聚会，他都及时的来函（以前是电报的形式）来电，或发信息，虽然通讯革命在不断的变化，但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心一直没变，大家在抢着跟他通话话时，都得到他通过语言的友情慰藉，也分享了他成功的欢乐。

　　尤其是母校大庆，他的祝贺信是随着花篮快递来的，大会重要的一环是宣读海外学子——他的贺电。

　　知道了他在温哥华的地址，我们到那第三天傍晚，就按图索骥去看他，当我们走过一堆黑人小孩，已站在了他们住的（像好莱坞电影里60、70年代）汽车旅馆般的建筑门前时、他家里人很吃惊，在他们的引领下我们上二楼经过三、四家住户门房才到了他们家。

　　这是加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两间，屋里陈设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可能这里植被茂盛，空气水分含量高，他们的房子窗户小而少，人多（他们家两个孩子两个老人）那床腿跟地面的接触处有不少散开的黑碎泥，生活情形有点像我们初到北京时那样，空气里都弥漫着窘迫。（那些纸箱叠纸箱、让我遥想当年我们在北京的打拼生活）

　　直到我们吃完饺子肖芜才回来（他好客的妻子带着她父母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他惊讶我们一路过来如此顺利，他说他以为我们会一路上跟他联系。我们说“导航仪”比人强：“这不美加版的GPS导航仪放在租来的车上，哪还需再问人！”“技术革命是在解放劳动力其实也在革我们的命哪！”他说。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流。

　　他虽然穿戴整齐，但头发还是湿的。食指上包着白纱布。席间，我们大致知道，他定居这里，是因为温哥华是被世界公认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这里的社会福利比较好。但是因为他是气象专业的博士，总无法找到对口的工作。

　　饭后他带我们去散步，他说了自己的故事，“打过好几份工，反正都是半体力的，干脆做木工，钱多呀！今天你们要来，思想开小差了”原来他的手指是在车床上弄的。“一身臭汗把我变成了工人阶级，这不怕你们闻着先洗了洗——”

　　体验着生活的五味杂陈，路灯下他在哈哈大笑，我们在陪着他笑，他坦然地向我们敞开了他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这个温哥华的夜晚让我感叹：人走过环境首先是走过自己的不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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