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移民在落地后，通常会购买漂亮的房屋和汽车，过着让普通外国人都羡慕不已的奢侈生活。加拿大政府当然鼓励这些人移民，让他们去消费去投资以拉动内需。但是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却往往十有九赔。做生意要有比较优势，而移民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全都处于劣势。不懂当地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没有相应的人际关系资源，没有进入市场的途径，对当地人的生活消费习惯知之甚少，甚至连报纸、电视这些获得信息的媒介都看不懂、听不明白。最后通常是，花了大把的银子给全家买到加拿大护照，却是为养老找了个好地方。谢女士是典型的成功女性，才思敏捷、行动果敢，在生意场上永远充满着自信。她在国内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且业绩不俗。虽然她不懂英语，但凭着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和一股闯劲儿，毅然决定到加拿大闯闯。到了加拿大后，她立刻开始寻找生意机会。在国内常听说北美的鞋子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她联系了国内制鞋厂家，随后，在多伦多的繁华地区租了店面，还专门雇了外国人替她接电话，看生意。半年后，不但什么都没卖出去，那些替她看店的老外居然用她租的办公室替自己做起了生意。

　　普通老外没法相信，高级白领总不会也骗人吧？谢女士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从普通的消费品经营转到金融投资。她先把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委托给一家大银行的经纪人替她投资，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月，银行就通知她亏损了。可是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股市都涨得很厉害，怎么会赔呢？于是，她雇了个华人会计师帮她查账，结果证实那个经纪人为了赚取手续费，经常买进卖出，亏的钱多半都交了手续费，进了他的钱包。
在加拿大做生意，一般都买经营了几年的买卖，因为有稳定的营业额和经营模式，比自己凭空申请一家新公司要稳当很多。在会计师的建议下，谢女士又买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大餐馆，开始了她的餐饮经营。开始确实也不错，有经理和领班按以前的规矩帮她经营，作为老板，似乎只有坐等收钱了。谁知，这次的麻烦更大，没有两个月的时间，居然有黑社会的人找上门来，扬言要收保护费否则砸场子。这时谢女士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生意老板却痛快转手他人……

    技术移民：小丽夫妇转了一圈又回来

    技术移民不用花太多钱，只要申请者拥有学历和几年工作经验即可。从上世纪末北美的科技“泡沫”越长越大的时候开始，大批从事IT行业的中国年轻人搭上了这班车，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移民计划。他们或是来自外企，或是来自于高新企业，甚至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术骨干，而出国的目的均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可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往往有一定距离。

 　　小丽夫妇，出国前都是北京外企的职员，工作十年有余，属于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他们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让无数普通百姓艳羡不已。但小丽感觉不公平：为什么外国的同事干着和她一样的活，工资却是她的五六倍？于是，抱着追求平等、同工同酬的壮志，她来到了加拿大。

 　　不料，没想到国外的企业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不管你以前的工作经验如何，来了以后都只能从最基层干起。这样算下来，扣除生活费用，挣得还没有国内多了，而且，中国的学历背景对于在加拿大找工作也没太大帮助。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重新回到学校当起了学生。结果，毕业以后，又碰到北美的科技泡沫崩溃，找工作也几乎不可能，高薪压根儿就别想。于是，两人带着洋文凭回了国，重新回到了外企工作，再也没提过出国的事。

　　三个留学生的故事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随父母或亲戚从小生活在国外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西方式的。贝可儿，6岁，父母都是硅谷的工程师。她的中文成绩很糟，一年来总共学了100个中国字，还忘了80多。

　　妈妈规定她在家里必须说中文，比如在喝饮料之前，必须把要喝饮料的名称用中文写下来，否则就不许喝。妈妈想让她多练习“可口可乐”和“苹果汁”这几个字。结果，“新政”实施的头一天就出了问题。贝可儿想喝可乐，却只能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可”字，这“乐”字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最后大哭大闹，连说汉语的规矩一起颠覆，抹着眼泪用英语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第二种是那些读完大学后，历经了重重考试后出国的人。他们本身在国内同辈中已经是拔尖人才，经过一两个学期的努力，他们也同样能在洋学堂中再造辉煌。大多数都能通过几年的历练迅速进入北美的中产阶级，其中不乏能在中产阶级的上层迅速窜红的杰出人物。

　　小李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又在华为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出国后，在美国一个三流大学里读博士。该大学位于荒无人烟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属于沙漠地区。第一年，他或许是没法缩短梦想与现实间的差距，产生了厌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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