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忧虑被另外一批人敏感地捕捉到。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移民中介机构。

　　当他们把一份份移民材料递交到外国的移民官手上，后者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审核，因为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来路不明\"的有钱阶层。

　　十年之后，郭丹坐在北京一间豪华写字楼的办公室，随意点评十年移民大潮。

　　郭丹是一家资深移民中介机构的市场总监，她进入这个行业将近八年。单她所在的这家移民机构，十年来，已办理几千名企业家拿到加拿大等国的永久居留签证（绿卡）。

　　加拿大MANIFOLD数据统计公司的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的十五年间，前往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总数为27万人，加上1988年之前的少量移民，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将近三十万人。

　　不过，移民海外的企业家没有谁愿意提起他们的故事。对财富的紧张，以及来自公众的道德审判，使得他们将这一切封入个人隐私。

　　企业家移民群体的演变

　　梳理十年移民大潮，必须循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潜行。郭丹回忆第一批移民海外的企业家，用了三句话来形容。\"学历低，年龄大，地域性强。\"

　　这批人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以福建人居多。在福建，穷人习惯于利用偷渡去海外淘金。但随着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利用沿海优势，在国内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大多50岁左右，学历普遍偏低，但敢于冒险。

　　当时，国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人并不多。人们刚开始富裕。当这批福建人的移民材料递交到加拿大移民局时，一些具有中国国情的企业经营模式，曾经让移民官很惊讶，他们第一次知道\"挂靠\"、\"承包\"的经营方式。当然，对于这批福建人的财富来源，他们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审核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1998年开始，第二批具有典型特点的企业家加入到移民热潮中。

　　此时，企业家移民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上海、江浙甚至中西部地区。有一天，一个新疆人找到了郭丹的公司，之后陕西人、云南人也加入进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浪潮正在席卷全国，每个地区都有少数人先富了起来。与第一批福建人相比，这批人更年轻，有的已经具有大专学历。

　　而现在，移民群体变得更为复杂。多年以前的个体户和小企业主已不是移民主流，大企业的股东，以及新冒出的CEO群体，正在成为移民机构最大的客户。

　　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拿着硕士学历，对国内的政策也更为敏感。一些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开始回国赚大钱，然后选择定居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空中飞人”。赚钱和家庭生活，分裂在大洋两端。

　　移民企业家的生活尴尬

　　杨东（化名）是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总裁。他几年前就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但杨东一年到头呆在加拿大的日子却为数不多。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应付国内的生意。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他只需在五年之中累计在加拿大呆满两年，就可以维持永久居留签证的身份。

　　杨东在生意场上的朋友，有很多都移民海外。其中少部分人，在国内的生意并不大，到了海外就开始转型，大多选择做贸易。

　　企业家移民，一般把妻子和子女安排在海外。她们在那里买房，买车，受教育，过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家庭医生。

　　郭丹的一个客户向她说，在加拿大呆得越久，越不想回国。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可人，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长久。他们必须回国做生意，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比如说过春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

　　企业家们意识到，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就像杨东，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杨东很无奈。

　　但是，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

　　他们为何移民海外？

　　自1996年开始的移民大军，他们唯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裕，而巨额资金的来源却不尽相同。事实上，就算移民中介机构不做广告，企业家也会想方设法去找他们。杨东说，他们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

　　2004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会说，移民海外是希望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的确，当他们在国外的高尚住宅区购置了别墅，孩子们也就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比如说，加拿大的儿童就是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如果他们买的住宅处于很有素质的地区，学校当然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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