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好生活，有成就感。这是每个留学生在离开祖国时怀里揣着的两个愿望。公费的，加上学成报效祖国的抱负；自费的，也多有学出个锦绣前程，回报家人的承载。这样的动力加上出国后对国外人文环境的感同身受，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走出校园后，经过了一番权衡比较，选择了留在异国的生活，成为每年中国流向国外数十万移民中的重要分支。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考虑移民，希望能去世界上其他国家体验生活。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移民（包括华侨以及外籍华人）已超过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共有46万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定居，使在美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长了一倍。

　　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奋斗，这类新移民绝大多数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甚至超出他们想象的生活，他们中的佼佼者绝对让人侧目，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也打开了一片天地，安居并乐业。当然，至今仍在为求得一块立足之地而艰辛奋斗者也不乏其人。他们满足吗？他们有遗憾吗？他们的移民足迹给后来者什么样的启示？

　　事业发展篇

　　提起改革开放后新移民中的佼佼者，可谓数不胜数。本文仅举出他们中的三位——阮可三、陈燕妮与王绍基，前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的博士后，陈燕妮是写出《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后成为美国最受欢迎华文报纸的着名作家，而王绍基，则是把生意做到了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成功商人。他们的所做所想，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新一代移民的楷模。

　　阮可三，美国联科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首任会长暨董事会主席，除这两项外，还有诸如教授、客座教授、理事、顾问等30多个头衔，被誉为“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使者”。

　　1981年，将近40岁的阮可三告别家人朋友，怀里揣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颁发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证书和仅有的30美元，来到美国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系报到，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1987年，阮可三继续在爱因斯坦医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1989年开始攻读博士后，专业确定为肿瘤免疫及分子遗传学。在美国着名的肿瘤免疫专家、美国总统艾滋病委员会顾问Frank lilly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在红细胞白血病病毒疫苗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获得美国国家卫生部和国家癌症研究所进步研究奖。回顾这段历史，阮可三的淡定显示了他的成熟：

　　我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国内做了几年的医生。1978年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年后研究生毕业就去了美国的爱因斯坦医学院。

　　我在国内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到了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博士后，以后又当了教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去的比较早，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学生会，叫做大纽约地区学生学者联谊总会，我是创始人之一。我们把各个学校的留学生组织起来，相互帮助，维护共同权益，到飞机上接个人，有什么事互相照应一下。现在这个组织发展到30几个大专院校、3万多留学生，目前是美东地区最大的留学生团体。

　　1992年之后，国内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因为国内当时非常需要我们参与海外的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我本人是协会的章程起草人，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

　　协会成立之后，我当时想，我们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慢慢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可以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跟国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因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我们有各界的专家、教授，基本上做到专业人士、老板这级，在学校里面要做到助理教授以上，在公司里面要做到主管，另外还有一些医生、医学家、教授、律师等都有。成立之后，我就担任了这个联合会的主席。

　　我觉得海外留学人员作为民间大使，一方面发展事业，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让海外了解我们国内的发展。

　　阮可三说，“海外学人如果不把学之所成和祖国的现代化事业相结合，不能为祖国办实事，作贡献，那么在国外的学术和物质成就只能属于个人，与祖国的伟大事业相比，其价值就会显得很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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