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对话级别提升，议题范围广泛，敦促美方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要求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同意拓展能源合作，草签能源与环境方面合作备忘录，中国的强国外交年代是否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利益高度重合，如何建立制度性的长效对话机制？《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王岐山强调中美应加强协调促进经济增长 王岐山敦促美方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奥巴马说对话是推动美中关系重要步骤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三个亮点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闭幕    四年前的美国《时代周刊》上有一期的封面是大卫塑像和兵马俑在扳手腕，四年之后，显然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了，但问题是双方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呢？就在昨天，中美之间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岩松对这次对话的解读是什么？

　　白岩松(新闻观察员)：

　　我觉得用几个“更”来形容，一个是双方更重视，第二个就是更平等，第三就是讨论的话题更超越了仅仅是两国关注的内容。第四个更是更被外界期待。第五个更我觉得是更具战略性。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就先关注一下在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各媒体的一些观察。

　　(播放短片)

　　解说：

　　昨天，为期两天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落下帷幕，但直到今天，国内各大媒体对于这一话题的关注热度仍然丝毫不减。

　　中新网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文章中指出，28号当天，出席此次对话的中方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幽默地说，“除了没有讨论上月球，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以此来形容中美双方在此次对话中涉及领域之广，交谈之深，可以说是中美建交30年来的首次。

　　27日开始举行的这次对话，是自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的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主要议题包括中美关系？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问题。这次中方是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挂帅带领。而美方则是派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铁娘子”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领衔，这样的强强联合阵容也被媒体称为“钻石阵容”。

　　在27日当天的开幕式上，双方的官员致词的时候，还出现了妙语连珠的一幕花絮，希拉里在致词时巧妙地加入了中国谚语，“人心齐，泰山移”，来表示两国应该要共同合作应对挑战。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在自己的致词中，运用中国成语“风雨同舟”来表明在当前的危机下，中美要共同前行。而奥巴马在最后的致词中，更是引述了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来形容美中目前的任务，就是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避免猜测和分歧的茅草堵塞道路。

　　面对着美方代表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发言，戴秉国也巧妙借用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的标志口号“Yes，We can！”来表示对合作共赢的信心，获得了与会者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两国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期望共携手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是有目共睹的愿望。今年，许多媒体都对此次对话的名字中新增加的一个“与”字饶有兴致，因为这是首次把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纳入进同一个对话框架中进行。许多媒体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叠加，它包括了更广阔的议题，会将两国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还有媒体细心地发觉到，此次对话中，奥巴马政府将参与对话的官员由以往的部长级官员升格为了内阁级官员，而作为首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在这次对话中，也开诚布公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盖特纳(美国财政部长)：

　　美中两国在经济领域不可能不出现分歧，但是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来缩小双方的不同意见，来加强我们的共同利益。

　　解说：

　　正如盖特纳所说，虽然对话中难免存在些许分歧，但合作一定是主旋律。相比起现在，四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大卫雕像与兵马俑掰手腕的封面文章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对于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不再是博弈，而是合作，不再是来掰手腕，而应该是握手。

　　主持人：

　　主持人：

　　其实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双方之间高规格、大规模、多层次的交流，恰恰说明我们以往之间的交流或者说理解是不够的，所以现在需要补。

　　白岩松：

　　我觉得双方都更清晰地看到了一种方向，这恰恰是战略对话，虽然这回叫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明显的当它两天闭幕之后，我看到战略这两个字被双方理解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双方都看到了未来发展方向中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

　　在这儿我不妨转引一下，其实在对话会召开之前，希拉里与盖特纳联名在《华尔街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上很难想像有哪个问题，可以在美国或者中国单独去解决，我们也不能想像世界上的哪些问题是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两句话里头已经非常清晰地透露出来一种判断，一种对当下和尤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正是在这种方向和现实需求的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双方可以既存在很多不同、摩擦、争议等等等等，但是更多地走向合作和双赢。

　　主持人：

　　其实中美走在一起也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朱教授你好。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董倩你好。

　　主持人：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说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美国如此重视中国这一次的对话，您怎么看？

　　朱锋：

　　我觉得恐怕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因素是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中国因素的重要性就像刚才岩松所引用的他们美国那两位高官在《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说的，就是因为世界上很多重要的问题，或者大大小小的问题，没有中国，或者缺了中国，很难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所以今天世界中的中国因素，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也相信，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所谈的这一系列高规格、高礼遇，以及所透视出的这种新的战略热情，恰恰是因为今天整个世界稳定和平、繁荣发展中的中国元素在进一步放大的结果。

　　主持人：

　　我们回顾一下就能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举办了六次，几乎每一次都是在争议的这种氛围下进行的，但是这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后，双方分歧尤在，但是双方都很能克制，保持在一种协作的这种框架下进行。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因为当前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形势，使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才这样。

　　白岩松：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头，战略和经济的对话一直在双轨制进行，但是对于战略经济的对话，大家似乎关注比较多，因为每年似乎都有吵架的由头，比如说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还包括贸易的顺逆差问题，而战略对话，可能大家由于过多的是谈论更大的、偏虚一点的东西，关注度没有对战略经济关注那么多。但是到了这一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奥巴马执政之后，尤其在今年的4月份伦敦，胡锦涛跟奥巴马见了之后，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把它变成了战略与经济对话。

　　其实背后也有人去分析，目前的美中两国已经很难把政治和经济单独摘开了去谈，政治中有经济，经济中有政治。因此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然另外的一个大背景自然就是一个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很难说是谁求谁。我不认为就像很多外界评论那样，现在美国有求于中国，你不觉得中国也有求于美国吗？当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出口的数据，即使在出现了极强劲反弹和复苏的情况下，进出口的数据依然不让人乐观，你就知道，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的兴衰对中国来说很重要，更别提咱们那儿还有那么多美国的国债，所以我觉得是相互需求。正是在这种相互需求下，才能达成更重视、更平等这样的一种氛围。

　　主持人：

　　这次参与的官员的级别明显提高了，那么官员级别提高，相应的外交礼遇也就提高，但是我们注意到，还是有一些与平时不大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奥巴马总统，他在开幕式的时候，他到现场，然后致词，在闭幕式的时候，闭幕式结束之后，他要宴请整个的代表团。所以有专家今天看到了这么一个分析，他说小心，美国用高礼遇换取中国的实际利益，你怎么看？

　　白岩松：

　　首先，任何两个国家的走近，都是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但是任何一种谈判或者说对话，也是双方妥协和聆听的艺术以及过程，所以单纯的哪一方去占便宜，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代下已经几乎很难了，这体现的恰恰是对升格之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领导人的重视。在美国开，美国的总统直接出席了开幕式，而且致词，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动静，我注意到世界各大通讯社，都对这个事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转引奥巴马的一些讲话，胡锦涛主席也致词。你可以想像明年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国举办的时候，这个级别也不会低。我觉得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在新的情况已经变了，而且奥巴马的一些政治主张，包括执政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其实跟小布什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这次的平等聆听这样的过程，包括像查韦斯对古巴释放善意，跟查韦斯握手，跟伊朗也放一些话，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领域“改变”这两个字，的确他从态度上体现出来了。

　　这种高规格，包括在外交礼遇上的这种高规格，恐怕我们还得要解除世界的另外一种担心，就是所谓的G2集团真正形成了。

　　白岩松：

　　其实我一直不太接受，甚至反感这句话，我相信双方的决策者也不一定喜欢这句话。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我说U2还可以听一听，因为它的音乐很好听，G2听多了会麻醉你，会起到反作用。因为目前的世界，不管是中国来说，包括希拉里都明确地提到了多极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在多极世界，尤其中国非常倡导多极世界这样一个理念，你觉得会走向G2吗？会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吗？

　　更重要的一点，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是，中美两国现在举办了这么高规格的，中国一下子这个代表团150多位，最后中美两国合影，40多位极高级别的官员，因此“钻石阵容”这一个概念就已经来了。其实希拉里也好，王岐山也好，戴秉国也好，或者说盖特纳也好，级别都已经不算低了，还要在前面加一个总统特使、主席特使，更提升了他这样一个在两国元首直接的推动和参与下来完成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在世界的很多国家里，中美两国的对话很重要，同时也意味着它很复杂。

　　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之间，也许不需要这么高规格和一年几十次的这样一个双边对谈，因为他们可能已经相对来说很容易解决很多的问题。中美两国一个是作为发展中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拥有很多共识和相互需求的同时，分歧、不同、摩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如果大家过于乐观地认为，中短期之内，中美两国真的可以变成亲密无间的伙伴的话，我觉得还有点太过乐观了。

　　主持人：

　　其实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双方之间高规格、大规模、多层次的交流，恰恰说明我们以往之间的交流或者说理解是不够的，所以现在需要补。

　　白岩松：

　　我觉得双方都更清晰地看到了一种方向，这恰恰是战略对话，虽然这回叫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明显的当它两天闭幕之后，我看到战略这两个字被双方理解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双方都看到了未来发展方向中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

　　在这儿我不妨转引一下，其实在对话会召开之前，希拉里与盖特纳联名在《华尔街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上很难想像有哪个问题，可以在美国或者中国单独去解决，我们也不能想像世界上的哪些问题是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两句话里头已经非常清晰地透露出来一种判断，一种对当下和尤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正是在这种方向和现实需求的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双方可以既存在很多不同、摩擦、争议等等等等，但是更多地走向合作和双赢。

　　其实中美走在一起也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朱教授你好。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董倩你好。

　　主持人：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说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美国如此重视中国这一次的对话，您怎么看？

　　朱锋：

　　我觉得恐怕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因素是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中国因素的重要性就像刚才岩松所引用的他们美国那两位高官在《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说的，就是因为世界上很多重要的问题，或者大大小小的问题，没有中国，或者缺了中国，很难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所以今天世界中的中国因素，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也相信，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所谈的这一系列高规格、高礼遇，以及所透视出的这种新的战略热情，恰恰是因为今天整个世界稳定和平、繁荣发展中的中国元素在进一步放大的结果。

　　主持人：

　　朱教授，据您对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紧密观察，您发现中美双方在对议题的准备上有什么差异没有？

　　朱锋：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各自的关注点当然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很大程度上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扩大内需来进一步加强对美国产品的采购等等。中国关注的是，比如说我们希望美国给中国平等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及希望美国能够有效地保持中国在美的美元资产的安全等等。

　　第二个很重要的差别，我相信还是在双方对于这样的战略对话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我恐怕要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比中国更急，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提出了绿色经济减排，包括无核化世界和军控，以及来解决我们说目前这一系列的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的三大议题的政策主见需要中国的积极配合。

　　第三个差别我觉得还是体现在，政府官员和整个支撑团队，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对话的机制，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一种完全的准备好了，来迫使对手来做实质性的让步，还是利用这样一个机制来传达声音，或者说只是在两个高层的团队之间，首先建立某种我们所熟悉或者认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差异肯定是明显的。

　　主持人：

　　好，谢谢朱教授。

　　岩松，我今天看了有一篇评论说，相比于尼克松时期，中美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成熟了很多，我就在想成熟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说它是表现在这一次高官的级别高了，而且对话机制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觉得双方之间的成熟更表现在双方之间是不是有互信。你看，和尼克松时候相比，我们的敌意消失了，但是我们的猜忌还是在的。

　　白岩松：

　　我觉得成熟最重要的标志是，双方即使存在很多很多问题，但是都能在通过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影响双方去寻找更大的合作和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就像成年人的交往，都知道朋友之间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是缺点不会成为破坏我们友谊的障碍，反而会比如说帮助你改善缺点，或者说对你提出要求。

　　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可能要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是一个重点，如果要是谈判的话，谈判的需求是什么？讨价还价，对话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聆听。所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我觉得即使面对未来，就像这次有很多的记者觉得不过瘾，包括也有美国国内，包括中国国内也都会说，能上头条的东西太少，实质性的，你得给我出台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其实这里具体的很多，但是的确，一下子那么具体的又不是很多，我觉得恰恰代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意义所在，面向未来，当它合并了之后，升格了之后，更多的是聆听和讨论方向，和达成协议性的框架，解决具体的问题，中美两国现在每年有几十个双边之间的这样的对话机制，那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场所。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不把需这个词当成贬义词的话，将来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关注的是更战略性的、更虚一点的双方的聆听，最后达成协议、明确方向。

　　主持人：

　　今天我们在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机制是从几年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演变而来的，我们接下来就不妨回顾一下，这几年来中美议题设置的变化。

　　(播放短片)

　　解说：

　　仅仅从名称来看，此次中美对话机制，和小布什时期相比，只是在战略经济间多加了一个字，但多方人士都认为，一字之差的背后，中美对话机制从内容和意义上都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自2005年第一次举办至今已举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主要是两国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更为引人关注的对话机制则是随后一年，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启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也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

　　回顾前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都是前三次双方讨论的焦点，美方也试图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方施压，并试图进一步指导中国如何改革金融业，开放市场。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8年6月17日-18日举行，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是双方难以回避的焦点。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在会前就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人民币汇率弹性仍需增强。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锋相对地回应，正是美元贬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国通货膨胀，美元贬值才是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的罪魁祸首，并暗示人民币不会大幅升值，这样的回应让外界感受到中美双方博弈中攻防形势的转变。《纽约时报》就撰文指出，中国人开始大声指责美国人没有管好自己的经济，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源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金融企业危机开始显现，加上通货膨胀水平走高，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下滑的危险。

　　与此前的历次对话不同，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不再敦促人民币加速升值，而代之以更为实际的市场开放问题。而半年后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拉开了大幕，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以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这两大背景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次重要对话。此次对话中，虽然汇率问题再次被美方提及，但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环境能源合作，加强双边投资保护，还是成了核心议题。

　　2008年12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这样写到，回溯到2006年，这一对话机制更多是围绕美国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给中国补课。在本轮对话于周五结束前，连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这个老师本身也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都是带着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立坚教授，听听他的分析。孙教授您好。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你好。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之间，您认为达成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孙立坚：

　　我想亮点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摆脱这场在全球经济互相互补结构非常密切的框架下面，摆脱危机需要我们双方共同的共识与合作，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寻找接下来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也需要我们双方之间密切地合作，所以这两点可以讲是一个亮点。

　　怎么讲是摆脱危机需要这个合作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诉求，就是今天美国最最制约经济复苏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流露美国金融体系的国际资金的稳定，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中国能够持续对美国这样一个在资金上的支持，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诉求。

　　另外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今天美国拿出有效的解救市场的方案，能够保证我们前期所积累的巨大的对美元的外汇储备。

　　另外一点，能够通过美国经济的复苏，缓解我们今天出口非常急剧下降的压力。所以双方面都希望通过合作以后，能够让自己的经济摆脱危机。

　　另外，寻找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次我们看到，合作的备忘录在能源环境这些，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向，美国为什么非常看重新能源这些环境的技术呢？美国想维护它自己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真正地摆脱危机，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增长点，成为新的火车头，这个愿望需要中国能够配合实现。也就是说今天新能源只是技术，只是想法，但是如何转变为产品，如何通过产品来创造财富，需要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来帮忙，也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为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这点当中美国有这样的诉求。

　　中国方面也看到，新能源的合作和环境的合作是摆脱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两高一资”，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的这一种低端的生产方式，也想摆脱我们一直以来的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所以想通过新一轮跟美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技术的第一个环节，在第二个生产的环节，甚至第三个销售的环节和最后财富管理的环节，都有中国应有的这样一个渗透的地位，包括人民币的话语权，我想这个方面，在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当中找到了交集，形成了亮点。

　　好，谢谢孙教授。刚才孙教授关注的是这一次的交集，你分析，因为我们说各自都是带着各自的利益来的，而利益不可能是重叠，最大的分歧又会是什么？

　　白岩松：

　　我先不说分歧，都是分歧中有合作，你比如说在它最后像联合公报一样，虽然不是，是一个共同声明这样性质的东西，你发现双方的诉求都在这里去表达着。

　　增加美国储蓄，这显然是中国期待的，你以后也别光你提前消费，全世界买单，然后你猛印美元，你得增加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这显然是中国方面的诉求。

　　可是另一方面也有，提高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这显然又是美国方面期待，你别说咱扩大内需，美国也希望咱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之后，这个市场会变得更大，中国对进出口的这种要求会降低，贸易的顺逆差问题，美国国内高度关注的，也会减少。因此你看，简单的一句话，这里双方的诉求都会表达。

　　还有一个，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要增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显然也反映了中国的一种诉求在里面。所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这里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全球的气候变暖，然后涉及到低碳经济，包括整个环境保护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我为什么说它非常重要呢？摆放在中美两国面前有三个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从过去遗留下来到现在，变得非常棘手的遏制核武器的问题、核扩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伊朗还是朝鲜。第二个就是维护经济的稳定，这是当下的问题，非常现实。还有一个长远的问题就是保护环境。但是我感觉，环境方面的合作，气候、环境、新能源方面的合作，将是中美两国将来，一方面，好，最快速增长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担心，也是中美两国会急剧增长的大的摩擦点，就是说即使将来我们在这里的合作会非常多，摩擦也会因此非常多，甚至很大。

　　主持人：

　　你看这一次中美对话，因为我们把着重点放在战略上，战略层次对话往往达不成什么协议。但是我们看，这次唯一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备忘录？

　　白岩松：

　　这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我觉得不管是政界人士、经济人士，甚至老百姓，包括媒体都要高度关注的中美两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增的大问题。

　　奥巴马执政之后其实跟小布什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包括能源、环境合作这方面，大家都知道，过去小布什是相对强硬的，站在美国保护自己本土经济利益等等因素。但是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整个气候框架的这样一个协议就要到期了，接下来奥巴马的执政将会推动它，奥巴马也在玩命地谈绿色，谈低碳经济，包括哈佛大学校园里都把自己的颜色，哈佛大学是另外的一个像红色还是什么，我忘了，但是他说红是另一种绿，也在强调绿，就说明绿色在奥巴马执政之后，在美国非常的普及。中国当然也需求它。

　　但是我为什么说一方面将来双方要高度合作呢？美国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家，同时经济体明年也许中国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体，那就知道在这方面的需求。

　　为什么说摩擦很大呢？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跟它采取同样的排放标准，但是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用人均排放量来计算的话，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一下子就降到很低。另外从历史的排放总量来说，中国只是这三十多年的发展，美国之前那么多。但是美国一定会拿着这个诉求不断的在进行摩擦、争夺、谈判、讨论。所以将来在气候环境这方面，既合作又摩擦，可能会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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