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惠平（左起）安排孩子在假期到中国上课，给周鹏辉和周鹏耀留下许多学习的回忆。

　　李气虹（左）说，不管孩子最终在哪里上小学，假期时肯定会安排她到另一个国家学习。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中两地的学生互相到两地参观，到当地人的家中居住，到学校浸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些都是学校集体策划和筹备的活动，但本地一些新移民家庭却以特别的“空降”方式，在学校假期时把孩子送到中国，让他们成为短期“插班生”，既陪伴在家乡的长辈，又增加孩子的见识。

　　有些家庭选择让孩子到中国的主流学校去，为孩子创造了解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机会。另一些家庭则把儿女送到体育中心，让他们和中国孩子一样，在顶尖的教练手下，把运动练好。

　　假期当“插班生” 了解中国年轻人

　　目前就读莱佛士书院的周鹏辉(17岁)、周鹏耀(13岁)两兄弟在小学时期，有“非一般”的假期生活，因为他们即便是休假也在学校中度过，只不过学校不在新加坡，而在中国。

　　他们的父亲周兆林在1991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所以周鹏辉两岁半时，就已经来到岛国生活。他的弟弟则是“made in Singapore”，在本地出生。全家目前都是新加坡公民，两兄弟可谓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但他们童年的一部分光阴，则在中国的学校中度过。

　　学会与中国年轻人交往

　　两兄弟的母亲许惠平，原籍中国安徽省，她受访时解释，在假期送孩子到中国学校念书其实是出于两个原因。由于她的父母及家翁家婆都居住在中国，为了让孩子有时间多和老人相伴，她们一家到学校放长假时就会回去。

　　另外，中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各有长处，而中国的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色，许惠平希望儿子有更多机会接触同龄的中国孩子，一方面多了解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同时学会与中国年轻人交往，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

　　许惠平的父母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周兆林的家人则住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所以周鹏辉和弟弟从2002年开始，假期期间便到两地的学校读书。他们去过的学校有张家港市城北小学、合肥长江路三小，以及江苏省重点中学张家港市梁丰中学。

　　许惠平说，他们先托亲戚在当地寻找适合学校，然后直接和校长或班主任联系，所接触的学校都非常愿意让她的孩子当短期插班生”，因为校方觉得这是不错的交流机会。

　　周鹏辉和周鹏耀到中国的学校上课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除了伙食费，校方一般只希望和他们交换一套新加坡的课本就足够了。

　　谈及儿子在中国学习的经历，许惠平立刻想到老大第一次考华文测验时只拿18分的事。当时同班有个从韩国来的学生，虽然只在中国待了3个多月，但分数拿了37分。

　　使自己更加成熟

　　虽然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周鹏辉觉得那是因为一开始不太适应中国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而且，中国的语文课较注重写作技能，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偏重口语能力，所以有相当落差。当然，两地学生整体的华文语文程度也不可同比。

　　对周鹏辉兄弟来说，学校假期还要“空降”到陌生的学校上课并不是苦差，因为收获很大。

　　周鹏辉说，中国同学在思想上比较成熟，而且因为人多机会较少，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很有进取心。他们年纪很小就开始规划人生，对未来有想法，和新加坡一般的学生很不同。

　　回想起在中国学校的日子，周鹏辉觉得那段经历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他更深刻地了解其他地方同龄人的想法和特点，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促使自己更加成熟。

　　周鹏辉还说：“一些本地人看到外地学生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会有些不屑，或者只是觉得他们把本地孩子的第一名抢走。我在中国的时候，英语如果考满分，当地的同学却会问我学习的窍门，主动让我跟他们分享学习心得，让自己获得进步。这是两地学生的差别。”

　　刚升上中一的周鹏耀则喜欢中国学校新鲜的环境，可以在假期中结交更多朋友。

　　让两国学子有更多接触机会

　　由于周鹏辉是气枪校队队员，现在又是学生理事会会员，课业和课外活动忙碌，从中三起便没再到中国学校去。他的弟弟则还打算延续这“家庭传统”。

　　许惠平指出，其实越来越多新移民回中国探亲时，也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当地的学校体验一番。或许他们多是没有系统性的安排，但这样的趋势已经在慢慢形成。

　　在许惠平看来，新加坡或许也可以考虑放宽条例，让新移民为亲戚的孩子安排当短期的“狮城插班生”。有意让孩子体会新加坡式教育的中国父母大有人在，如果教育部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就可以让两国的学子有更多接触和互相了解的机会。

　　“北京女婿”要让孩子得益于两地教育

　　熟悉《联合早报》的读者对本报体育组助理主任李气虹应该不陌生，但未必知道他还是个“北京女婿”。

　　李气虹是在机缘巧合下结识原籍中国北京的妻子，经过5年多的长途恋爱，在1998年与妻子共结连理。夫妇俩2003年在香港迎来了女儿李映彤的诞生，当时李气虹是本报驻香港特派员。

　　由于夫妻两人当时都在为事业打拼，小映彤出世后由李气虹的母亲和姐姐照料。小映彤一岁半时才跟着妈妈到北京居住直到现在，李气虹当时则从香港转到广州担任特派员。

　　李气虹去年4月结束8年的特派员生涯，回到新加坡，除了得重新适应本地的环境以外，还得慎重思考女儿即将展开的小学生活。

　　新中教育制度各有利弊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新加坡的双语制度连外国人都赞好，身为本地人，李气虹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孩子送回这里念书。对于这点，李气虹觉得新中两地的教育制度各有利弊，要作选择其实也不容易。

　　他指出，除了双语教育的优势之外，本地的教育环境胜在够单纯，学生不会被不必要的客观因素所困扰；不过，到中国念书也有相当的优势，包括为华文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还有中国学生之间的竞争大，这也能磨炼孩子抗压的心理素质。另外，中国地广人多，又是个四季分明的国家，孩子有机会接触多变的大自然，能加强知识。

　　对于这样的打算，幽默的李气虹表示，这些都有点“纸上谈兵”，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要看夫妻俩在两地为孩子申请入学，哪里较顺利。不过，他说，不管孩子最终在哪里上小学，假期时肯定会安排她到另一个国家学习。

　　至于小映彤是否会有归属感的问题，李气虹觉得，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里，归属感是会随着成长和个人的环境因素不断改变的，小映彤虽然长时间居住在中国，但她现在仍然对新加坡念念不忘。

　　李气虹说：“去年北京奥运，映彤看到中国频频拿金牌，她还有些气愤地问我，为什么中国不让些奖牌给新加坡拿。”

　　至于如何培养小映彤日后对国家的归属感，李气虹坦言，父母的责任很大，因为他们扮演着引导角色。

　　送孩子到中国练体操　有益形体仪态

　　从中国来新生活已有17年的吕女士，也曾在学校假期把女儿送回中国“学习”。和周家儿子不同的是，她的女儿是到上海训练体操。

　　吕女士和丈夫的亲戚都住在上海，一到小学放年尾长假，他们就会携同三个女儿回上海探亲度假。每次回上海，一家人总要待上一个月左右，为打发时间，也让孩子锻炼身体，吕女士特地安排老二和老三到上海黄浦区青少年体育中心接受训练。

　　吕女士解释说，她这样做不是想成为体坛明星的星妈。她的二女儿念小学时，是体操校队队员，不仅对体操感兴趣，教练也觉得她相当有潜质，吕女士因此委托上海友人帮忙寻找适合的体育培训中心，让女儿在度假时也能继续加强体操基础。

　　吕女士从2004年开始，便系统性地让二女儿到中国接受训练，当时女儿8岁，是小二生。比二姐小3岁的小妹进入相同的小学后，也参加体操俱乐部，所以也从7岁开始，每年到上海黄浦区青少年体育中心和姐姐一起接受培训。

　　黄浦区青少年体育中心其实和本地的体校有相似的培训目标。到那里接受训练的学生都是从幼儿园被教练发掘，然后进入中心栽培，目的是争取进入上海队，然后再往国家少年队、国家队的终极目标前进。吕女士则是以私人身份让孩子参加培训活动，所以她的孩子虽然和当地孩子一样接受同样的指导，但训练要求和力度则截然不同。

　　更严格更规范的训练

　　两个孩子在中国训练期间，前三年是每周到体育中心报到3天，每次练习约3个小时左右，后来提升到每周练习5次。学费方面并不特别昂贵，一个月每人的学费约200新元。

　　和本地学校一般的体操训练比起来，中国的训练更严格更规范。本地学校多是聘请一个主教练训练所有学生，但在中国，不同项目如鞍马、双杠、单杠等，都有专门教练。

　　另外，能够培养越多达到省级、国家级的选手，是反映教练表现的指标，因此教练对学生的要求非常苛刻。

　　吕女士说：“很多学生是边哭边练的。我去带孩子下课，有时看到学生哭得厉害，一问才知道是被教练骂了，有时还被打。”

　　吕女士的孩子最后一次到上海参加体操培训，是在2007年假期。二女儿去年小六毕业后，对体操已没有以前的热忱，加上升中学后功课和课外活动繁重，很难在时间上作配合。

　　另一方面，吕女士也认为，中国教练水准固然很高，训练方式却不是每个孩子能适应的。她觉得长期让女儿和备受煎熬的当地孩子一同训练，对她们的身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尽管曾经付出过心血、时间和金钱，二女儿最终没有走上体操选手的道路，目前念小三的小女儿也只是把体操视为课程辅助活动，吕女士却不感到可惜。

　　她说：“我们当时的目的很纯粹，就是觉得体操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孩子做了有益身心，也对她们的体形和仪态有帮助。之前的训练是一种经历，现在不学了也无所谓。”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