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韩国的劳动部收缩了对外国劳动者在其境内工作的许可定额，估计缩减规模有60%之多。日本已经开始了出资资助外国劳工离境回国的项目，条件是那些受资助的劳工不可以再重新回到日本工作。在西班牙，虽然政府资助外国劳工返乡，但是允许他们在三年后重获工作签证。今年稍早些，澳大利亚也向18000多名外国工人关上大门，这样的反跨国劳工政策，在澳大利亚是10多年来的第一次。而在移民和跨国劳工长期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政府规定在经济危机中获得公共资金援助的公司，必须严格限制对外国技术工人的雇佣。最新统计显示，现在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比两年前下降了42%，在南部边境，因非法越境而导致的拘捕事件则以几乎同样的速度下滑。

　　种种迹象透露出，经济危机带来全球萧条之后，除了金融资本主动收缩跨境活动，全球化中国际间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已陷于十分被动的处境。这些跨国劳工，除了要面对危机后工作减少带来的自然失业，还要在一些国家带有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旗帜下，艰难抉择去留。

　　当前全球化中的跨国劳工流动之所以能够逐年递增，各地经济需求的不平衡差距，以及发达经济区域的人口老龄化，是宏观意义上的劳工流动基础。过去若干年的劳工跨境移动，掩盖了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严重衰退的问题。在美洲，在欧洲，在亚洲，只要存在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跨国劳动的需求就不会停止。比如在爱尔兰，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移民法律松动，给爱尔兰带来了大量青年移民劳工，在多年内持续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预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有可能以更大的比率下滑。而那些已经在发达国家工作的劳动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有关统计，他们基本上很少要求社会保障，也不依赖保障而生活，往往接受条件艰苦、时间冗长的工作。整体上，他们的跨国就业，属于填补就业国国内劳动供给短缺的性质。外国劳工的离开，并不能让国内就业在这些劳动领域实现多少增长。

　　在技术性劳工跨国流动方面，发达经济体往往因之而受到更多利益，这在美国有着最鲜明的例子。杜克大学的瓦德瓦教授回忆，他从前就是那些受到美国政府救助的银行们早先聘用的低阶外国程序员。后来他成立了两个自己的公司，其中一个成为上市公司。在美国，具有大学学位的移民进入美国的比率提高1%，美国人均获得专利的比率就提高6%。在过去的十年中，每4个美国工程和科技创新小企业中，就有1个是外国移民创建的，在硅谷，这类外国人公司占全部工程科技公司的一半之多。单是2005年，外国移民创建的科技公司就以520亿美元的收入，为美国提供了45万个工作岗位。技术型的跨国劳工进入美国后，实际上帮助美国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现在也同样是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虽然说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与本国就业人口有竞争性，但是由于他们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最终会使排斥这些跨国技术劳工的政策得不偿失。

　　一些研究者警告，当前的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实行者，需要留心阿根廷的历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前，阿根廷有着强大的经济，社会生活水准高于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它的经济结构与美国类似，有着兴旺的农业和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但是，危机后的严重保护主义行为，最终让阿根廷的经济遭遇重创，严重的通货膨胀侵蚀财富，政治秩序瓦解，经济停滞长期难以恢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后来大大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现在经济发展仍然不稳定，最早就是缘起于政府多年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主义。

　　审视那些搅动抵制跨国劳工情绪的政策，更像是政治上分化受雇佣劳动阶层、转移矛盾的手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在上个世纪初和这个世纪初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就是资本要在自由的流动中，利用所有种族的劳动，获得利润，并且分配的失衡，往往是长期动荡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资本层面仍然是问题生成的主因。主要国家的政策决策者们面对经济失衡、金融资本规则失控的种种问题，长期没有实际的应对行动，在危机出现后，在救助经济的同时，用政策强化受雇佣阶层在种族和国籍方面的冲突，实际上就分散了受雇佣劳动群体对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团体的关注。在一些工会团体中，因为要解决跨国劳工与国内劳工之间的问题，工会集体应对资本集团的精力也会弱化。

　　现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本国劳工反对外国劳工的现象，无疑是将反对的口号和旗帜指向了错误的对象。在历史上，把民众对失业的不满，转移引向对外国务工者的敌视，是常见的政治手段。发达区域的民众对本国保护主义政策的认同，实际上来源于对劳动竞争的幻觉，而那些推动这些保护主义政策的政客们并不具备善意，外国工人的离开，无助于失业状况的改善。此外，反外国劳工的种族主义被强化，还会降低受雇佣劳动阶层为团体福利而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危机中，各国的劳动阶层最需要的，是通过联合的集体行动，在国家政策层面，要求覆盖广泛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以及失业救助等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不会带来受雇佣阶层处境的改善，但是相对充分的社会保障，能够让劳动者保持稳定的生活和福利水准。

　　整体上，全球经济回暖、劳动岗位的恢复，在于全球多数人口消费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劳动过去一直是不发达地区收入增长的来源之一， 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消费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2006年，全球大约1.5亿的跨国劳工，向他们的母国（发展中国家）汇出了3000亿美元的劳动收入，对收到汇款的国家人口脱贫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受到全球失业影响，世界银行估计今年全球劳工的汇款会下降0.9%。在抵制国际劳工的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这一下降趋势会更加明显。那么，跨国劳工对发展中国家扶贫帮助的减少，实际上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这显然不是劳工保护主义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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