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部某处的一条路旁，有个男人坐在熄了火的皮卡汽车里，思量着他从多种意义上变得干涸的生活。两个最明显的方面一目了然。就在卡车的近旁，他的奶牛正啃食路边的青草。谢天谢地，这些小母牛都很健康，但总共只有70头。五年前，他拥有差不多500头奶牛。让奶牛在公共道路旁吃草，“严格来说这并不合法”，男人承认，但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他的牧场寸草不生，土地如今成了一片灌木杂生的沙漠，最轻的风吹过也会掀起一道沙尘飞扬的屏障。他再也买不起谷物饲料，这在另一些反映他生活窘况的参照物中表露无遗——他的银行账户报表就显示在搁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笔记本电脑中。这个男人过去既没发过财，可也没受过穷，如今却已经欠下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务。他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牛群，那是他仅剩的收入来源。
气候毫不留情地背叛了他。
男人名叫马尔科姆· 阿德林顿，在他52岁的生涯中，有36年都以饲养奶牛为业，每天清晨5点起床挤当天的第一拨牛奶成了惯例。在并不久远的过去，阿德林顿还常期盼着一项叫做“奶牛场漫步”的典礼。州里的农业官员会把当地奶农召集到一起，参观模范牧场——这荣誉通常都归阿德林顿所有。他的牧场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巴勒姆城的郊外，面积不大，那时却经营得红红火火。奶农们在那里仔细打量阿德林顿用谷物喂养的奶牛。他们会问他如何令牧场绿草茵茵——他喜欢什么品种的草籽，用什么肥料，阿德林顿也十分乐于与人分享他的秘诀，他知道换了请教的人是他，同行们一样会倾囊相授。这就是农场主的精神，也是澳大利亚的精神。一个人尽可以自由地尝试、慷慨地传授他的技术，不动声色地坚信自己的努力和才智仍会脱颖而出。
如今，阿德林顿说道：“那些都是旱灾发生前的事儿了。”十年前，阿德林顿雇有五名帮工，“现在只剩我们夫妻俩了。”他说，“最近三年我们基本没水可用，就被这个逼上了绝路。”
然而不远处就有水。在距离阿德林顿停车处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有水从主路下潺潺流过。它就是“南部主水道”，从澳大利亚富于传奇色彩的墨累河引出的一条灌溉渠，与达令河及其他一些水道构成了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的水源，并供应着整个澳大利亚65％的农业用水。阿德林顿持有一份许可证，每年能从墨累－达令水系取得约100万立方米的水。问题是，有限的水源被许给了太多使用者：阿德莱德市、大型农场企业，还有受保护的湿地。因此，过去三年里，新南威尔士政府几乎完全禁止阿德林顿从这里取水。他仍旧要为自己的用水配额缴费，却一滴水也用不了，除非旱情结束。阿德莱德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极为愤怒，同时，他正在低价清出心爱的奶牛。
“让人动不动就灰心丧气。”他以冷静平淡的嗓音说道，“我对自己发问，为什么干上了这一行？”马尔科姆·阿德林顿过去很少质疑过自己，近来他就像变了个人。干旱夺走的不止是他的土地，他发现自己不断与妻子玛丽安娜争吵，对孩子大呼小叫。他付不起汽油钱，不能像以前一样开车带玛丽安娜进城。随着其他农场纷纷关门大吉，现在能和他儿子一同玩耍的男孩，最近的也住在15公里之外。
阿德林顿已经开始出售自家的土地。“到现在连个来看地的买家都没有。”他说。这显然是个无奈的选择，阿德林顿家从来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但他的父亲或祖父何曾遇到过这该死的七年大旱？
自阿德林顿印象中的最后一场“奶牛场漫步”以来，已过了炎热干涸的三年。此间只有一系列为鼓舞民心而举办的活动，它们都有着积极向上的名目，比如“战胜困难时刻”，“男子三项全能”，或是“纵情欢乐日”——这正是阿德林顿的妻子今天要参加的活动，农场女性能在这里享受免费的按摩、美甲和发型设计。一位治理旱情的工作人员会给女人们沏上茶，鼓励她们交流想法。她们从不同侧面讲述着同一个故事。
“两年了，颗粒无收。”
“家里的农场快经营不下去了。”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羊都卖了——我们养了20年的漂亮家伙们。”
“我真受不了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牛群饿得惨叫。”
然而最凄惨的会面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其中的一次发生在斯旺希尔附近一座简陋的农舍里。一位在政府供职的农乡财政顾问坐在厨房的餐桌上，建议一名中年果农和他妻子宣布破产——他们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农场的价值，一场冰雹又刚刚毁掉了他们的作物。
农民握着妻子的手，泪水夺眶而出，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确实没什么好让我继续撑下去的了。”
农妇说她每隔几个钟头就得去田里看看，确认她丈夫没一枪打穿自己的脑袋，倒在果园里。会面结束后，财政顾问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了自杀高危监控对象的名单。
回头再看巴勒姆，马尔科姆· 阿德林顿独自坐在卡车里，哪儿也去不了。看着自己的奶牛越来越少，看着草场退化成灌木荒漠。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有人类定居的最干旱的大陆，水源匮乏到了危险的地步。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之外，它的水危机是错综复杂的。尽管澳大利亚人以往每隔些年就会经受一次旱灾，但目前这场长达七年的干旱，却是该国有文字记载的117年历史中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异常的降雨模式是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不祥之兆。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变暖已经让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有一件事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澳大利亚环境科学家蒂姆· 凯利所说：“过去15年中，气温升高了0.75摄氏度，我们这里有更多的水被蒸发掉了。这就是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花了些时候才认清这个现实。毕竟，当初改造这个国家的是一批不畏穷山恶水的乐观主义者，生活在全球最贫瘠的土地上也不以为意。澳大利亚科学家蒂姆· 弗兰纳里称之为“低养分生态系统”，土壤已经变得老旧而贫瘠，因为在过去的百万年当中，土地没有受过冰川的搅动。墨累－达令流域是一块面积相当于西班牙与法国之和的半干旱平原，远途而来的欧洲人被19世纪中期连年多雨的现象蒙蔽，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座近代伊甸园。这些定居者按照故国的开拓习惯，伐倒大约150亿棵树木，并没意识到毁掉适应干旱环境的植被，破坏原本稳固的水循环体系会有什么后果。这些新澳大利亚人引进了绵羊、牛和各种需要大量灌溉的农作物，与当地的沙漠生态系统全然相悖。人们为增加产量无休无止地耕作，进一步加剧了土壤的退化。
有条河流因此成了当地的生命线。长2530公里的墨累河富有神秘学上的重要意义，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它那由回水湖、赤桉树、墨累鳕鱼和黑天鹅构成的生态网同内陆地区一样，体现着澳大利亚的风骨。从发自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源头，到汇入印度洋的入海口，墨累河的涓涓细流向西北一路蜿蜒前行，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之间划出一条长长的分界线，同时融汇马兰比吉河与达令河的水流，然后进入南澳大利亚州的半干旱灌木区，最终在因康特湾奔流入海。它似乎有意流淌得不紧不慢，甚至变化无常，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为了开发土地，澳大利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令墨累河转向。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这条河进行了“机械化”，建起大量水闸及拦河坝，从而使河水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墨累－达令流域依赖灌溉的农民。结果，“河流出现了异常。”澳大利亚前国家水资源部长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说，“由于受到干预，水位在本该下降的时候上涨，在本该上涨的时候又反而下降。”人为的操控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灌溉导致土壤含盐量急剧增加，进而破坏了湿地，令大片土地不再适于耕种。
早在旱灾如当头一棒击中澳大利亚之前，水资源不稳定的情况就已如此，给豪情壮志的澳大利亚人带来始料不及的精神打击。水危机在大城市与农村、环境管理者与农民，小农场与政府支持的大型农场以及不同的州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困境已远不限于作为粮食主产地的墨累－达令流域，所有大城市都面临着强制性用水限制。
一度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式自信在水危机袭来之后，经历了类似于瑞士精神治疗专家伊丽莎白· 库伯勒· 罗斯提出的“悲伤五阶段”的转变：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直到接受。澳大利亚作为全球第15位的强大经济体，正通过沉重的代价逐渐了解自然资源在气候变化时期的局限，对其他发达国家起到了警示作用。
在南澳大利亚州的里弗兰德地区，一个48岁的男人正驾着推土机穿过自家橘园，铲平园里的800株巴伦西亚桔树和橙子树。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有些东西必须放弃。数十年来，伟大的墨累河将这里变成了一座连着一座的繁茂橄榄园、柑橘园、杏园和鳄梨园，但现在水资源管理部门已宣布，南澳大利亚州居民的用水量只能达到年配额的16％。因此，意大利裔的第三代农民米克· 蓬图列罗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牺牲橘树，省下水来灌溉他最珍视的青柠园。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他内心翻涌的感情，比悲伤更沉重。
两个月后，蓬图列罗仍旧深陷在狂怒当中，他给一位客人倒了些自榨的青柠汁，然后拖着壮硕的身躯坐进一把椅子。那些当官儿的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意识到水危机？他质问道。“咱们上他们家里去！让他们也知道知道要想全家活命，就得牺牲其中一个孩子的滋味！把他们的心头肉剜一块下来试试！”
他深吸一口气。“说起这事儿我就来气，”他说，“真的会让我暴跳如雷。归根结底，他们之前做的简直就是犯罪。”至于具体罪行以及谁是罪犯，米克· 蓬图列罗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抱怨政府官员，说他们大肆鼓动发展农业，令资源消耗超出了自然承受能力。就算在比较能冷静反省的时候，他也不曾想到，不幸的根源其实在于他们在“那条线”之外盲目种上了柑橘。
那条线就是戈耶德线，它划定了南澳大利亚雨水充沛，适合农作物的土地范围。1865年，一位名叫乔治· 戈耶德的勘测员骑马开始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他找到了草原与只长着稀疏灌木的荒漠的交界。澳大利亚定居者从此便依据戈耶德线来确定哪里适合耕种。但也有人违背这个原则，比如,伦马克镇就位于戈耶德线之外，在戈耶德勘定地界 20年后，两名来自加拿大的姓切费的兄弟，在伦马克建立起了一套灌溉系统。
事实证明，切费兄弟的做法领先了时代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发动了该国的第一项“军人安置”计划，为退役军人提供土地、水和农用机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果园、葡萄园和麦田奇迹般在戈耶德线以北的灌木荒漠遍地开花。人们挖出一条又一条水渠，把墨累河的水引到新兴的农场中——后来，又引水去浇灌四面八方新生的（也是急需用水的）水稻产业。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成了粮食出口大户，推行农业开发的说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只要有人想自己开荒当地主，而且遭遇不寻常的旱情也不会出来唧唧歪歪，政府就愿意低价卖用水许可证给他。
米克· 蓬图列罗的祖父是卡拉布里亚移民，从一个二战退伍老兵手里买下了第一块土地。那个老兵就是在政府的激励下开发墨累－达令流域的数千名军人之一。蓬图列罗的祖父没能一眼看出，在这么干旱的土地上种田是多么胆大妄为的事——他除了学会怎么种出漂亮的葡萄以外，根本没受过教育。
墨累河的水位很快就开始下降，土地含盐量也开始增加。不幸的是，政府的措施只起到了令灾难加剧的作用。防渗漏灌溉技术意味着返回自然系统的水更少；盐分离装置虽然能保护作物不受毒害，但却需要无休无止地抽水。1995年，墨累－达令流域委员会终于颁布了各州从墨累河取水的限额，但用水无度的状况并未就此结束。用水许可证变得炙手可热，有的农民就把没用过的许可证转卖给需要的人。实业家在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动下建起超级农场，引入大量橄榄树和杏树在当地种植。
同时，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的政府对取水限额视而不见，继续发放许可证。“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变本加厉地从墨累河中抽水，就像一帮贪得无厌的酒鬼。”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说，“好像酒吧老板说，‘快打烊了，各位抓紧点单。’在被赶出大门之前，每个酒鬼都会冲上来，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状况。当资源负担显然已经过重，索取的反倒多了起来。”
十年前，米克· 蓬图列罗发展成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青柠生产商。他采用最先进的节水技术，把自己省下的水源配额捐给州里用作环境改造。即便如此，他还是预见到了不断增长的墨累河水需求量会引来恶果。他记得自己曾在90年代后期忠告一位州政府官员：“你们必须停止开发。我们对水资源管理不善。”那位官员的回答言犹在耳：“米克，你不能阻拦社会的进步。”
然后，干旱开始了，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但它没有如期结束，人们再没有水可以挥霍。
“这条河跟用税款建成的公路没有区别。”他说，“每个澳大利亚人都给那些水闸工程出了一份钱。我们为达特茅斯坝买了单，它本来是为防止南澳大利亚发生旱情而建的。那凭什么不让我们使用全部配额？把水还给我！那本就是我应得的！”
蓬图列罗认为自己是个尽职尽责的土地管理者。他看着那些和他祖父一样不懂得攒钱的农民转瞬陷入穷困，甚至有人自杀。他能理解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有时他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被逼到了墙角”，他忽然用一种精疲力竭的语气说道：“我没能力再保护家里人了。”但他马上又恢复了狂怒。此刻米克· 蓬图列罗只有无尽的愤怒。他不会束手认命的，他发誓。“你不会看到我灰头土脸地爬出这片农场——先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再说！”
许多澳大利亚人感到，被各种水利工程搞得面目全非的今日墨累河，与他们童年记忆中波光粼粼的美丽景象全然对不上号。在河口附近，海水与淡水的自然涨落曾常年滋养着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如今，想要让受到重重围困的墨累河汇入海洋，就必须一天24小时在河口清淤。否则河口就会被淤泥阻塞，令淡水无法注入库龙湖生态系统和附近的亚历山德里娜湖。
每天早上，一位名叫亨利· 琼斯的65岁银发渔民，从这里驾驶着他的小船进入亚历山德里娜湖——它几乎已不像个湖了。隆起的狭长陆地覆满淤泥，暴露在水面之上。他的同行都已离开，整座湖都是他的了——假如不算上鹈鹕的话，他点了点它们的数量，心想：大概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蓝嘴硬尾鸭也不见了。琼斯伸手到水里去收刺网，他捕上来的既没有澳洲银鲈，也没有墨累鳕鱼或北澳海，咸水令它们无法在这里生存。只有鲤鱼活了下来，二十几年前墨累河下游的湖里根本没有这种鱼，它们出现在这里，反映着淡水环境的衰退。
与那些消失的物种不同，琼斯适应了环境的变化。他找到一些零售商，解决了鲤鱼的销路。实际上，他还可以适应得更好。如果政府像人们意料中那样，在河的末端附近建一座拦河坝，以便让阿德莱德城里的居民获得更多用水，那么亚历山德里娜湖和相邻的艾伯特湖就会变成咸水湖。“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自然是打鲻鱼、鲆鱼、黑鲷之类的海鱼更赚钱。”他坐在餐桌前说，“但那么干是不对的。这些湖一直都是淡水湖，变成咸水湖可太胡闹了吧。”
干旱令他社区里的居民疲于应对。当地葡萄酒生产商最近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从墨累河中抽水灌溉葡萄园。琼斯与一些年长的纳佳林德亚里族原住民是好朋友。这一族的人曾拥有这条河流达3万年，但当查尔斯· 斯特尔特船长带领一支探险队在1830年到达墨累河口，他们的好日子戛然而止。对纳佳林德亚里人来说，干旱使黑天鹅蛋、淡水贝类等神圣的图腾之物都消失了，而那些东西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和口粮。
尽管如此，琼斯和纳佳林德亚里人在争取澳大利亚紧缺水源的混乱形势中，至少还享有一份发言权。湖泊和湿地中的生物就没这么走运了。“旱灾到来时，环保事业本该享有的权益完全从属于那些心血来潮的政策。”墨累河环境经理人朱迪· 古德说。她打趣自己“负责管理的对象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快死了”。就算是生态保护区，例如库龙以及流域北部的麦夸里沼泽鸟类栖息地，只要“尚有亟待满足的人类需求”，它们就得不到什么特别优待。
亨利· 琼斯因此成了各种已经死掉和正在死去的生物的代言人，向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对象诉说那段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悲伤独白：所有生态系统都几近崩溃。库龙湖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二已没有生命存在——那儿的含盐量快赶上死海了。在四处奔走，要求给库龙湿地和附近湖泊注入淡水的过程中，琼斯遭遇了一种观点，说整个水危机都是环保主义者造成的。农民对于让宝贵的灌溉用水白白流入大海的建议骂声不绝。他们对琼斯说，让墨累河改道流向内陆才更合理，政府该把这条河划定为永远服务农业的灌溉渠，渔民则应当打起精神，学着出海捕鱼。琼斯说，在游说那些全靠灌溉的棉花产区时，“他们肯放我活着出来已经不错了”。
库龙仅是墨累－达令流域饱受戕害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鲜明实例。墨累河上游某处的耐旱底线已被冲破，数十万株赤桉树——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一片赤桉林——突然全部死掉时，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竟一点儿也没察觉。最近，又出现了新的隐患：湿地可能会滋生毒素。环境变化之后，湿地得不到季节性的洪水冲刷，反而在非自然的条件下泡了几十年，如今又变得十分干燥，堆积的淤泥和空气发生化学反应，在表面生成了大片硫酸。科学家还没有测定这对动物和人类的危险程度，阿德莱德大学的水经济学家迈克· 扬说：“反正别伸手去碰那些烂泥就是了。”
阿德莱德城有份很难称得上美名的声誉：它是全球第一座始终处于缺水状态的工业化城市。它对墨累河有着很不健康的依赖——雨水少的时候河水占到供水量的90%，这种依赖性集中体现为两条碍眼的输水管道，它们延伸60来公里，从河边通到城里的蓄水池。2002年旱灾来袭后不久，作为南澳大利亚州首府的阿德莱德就开始实施用水限制。当地居民听话地把洗澡水和洗衣服水提到屋外浇花。按照传统，家家都会种些本土植物，养几块人工草坪。五金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土壤增湿剂、废水分流管、限量喷头、喷水定时器等各种节水产品。广播节目“民众之声”成了抨击浪费水资源者的可靠渠道。
然而，单凭阿德莱德的防旱措施也解决不了全国的水危机。虽然这座城市对墨累河极为依赖，但它抽走的水只占总取水量的6％。荒野协会的环境保护活动家彼得· 欧文说:“光凭废水利用，我们拯救不了河流系统。”
同时，在墨累－达令流域之外，干旱使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城市都暴露出了严重的水资源问题。旱灾给澳大利亚人上了沉重的一课：靠过去那种盲目乐观再也无法渡过难关了。“我估计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将来会遇到更多类似的旱情。”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说。他的自由党领袖约翰· 霍华德在2007年11月的联邦大选中落马，而此人一直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怀疑态度。“一位精明的总理预料到气候会越来越炎热干燥，并制定了相应计划。”
但计划是指什么呢？是在阿德莱德、悉尼等地耗巨资建造脱盐工厂，花掉大笔能源费用？是研发抗旱的作物品种，保证粮食产量？还是大幅降低那些用1000升水生产1升牛奶的奶农们的用水需求？墨累河是要继续不堪重负，还是会受到手下留情的对待？世界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这要由澳大利亚人来做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表率。新局面的第一要素也许就在于合理的制约。戈耶德线的意义在今天尤为重大，干旱和气候变化令问题显得更加急迫：对天然条件不适于耕作的土地应该开发到何种地步——或者是否应该休耕。
毕竟，处理损失的最终阶段就是接受。回到1962年，弗兰克· 惠兰是新南威尔士州某区第三个获得用水配额，种植水稻的农民，六年后在科林巴利镇加入了联合农场。直到这一季他还有些收成。尽管已是74岁高龄，他的记忆却依旧如他的双眼般明澈。干旱、市场波动、与政府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环保主义者的不断排挤，声称水稻耗水量巨大，这块半干旱的大陆上容不得它们存在——惠兰记得科林巴利镇克服了这一切阻力，繁荣起来。他还记得镇上的集会，听到的几乎都是好消息，因为灌溉的水源从不匮乏。
今天惠兰和200个农民坐在当地的保龄球馆里，气氛不同以往。一批专家对他们宣讲了四个钟头，声称以眼下所见而论，科林巴利镇再也不会有灌溉用水了。他们给镇上提了一些新的生财之道——跟种水稻完全不沾边儿。许多农民对此表示愤慨，他们抱怨政府，抱怨环保主义者，抱怨新南威尔士州。但惠兰什么也没说。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随着干旱袭来，他用压土机压实了地面，把水分流失降到最低。他开始停止给一些土地浇水，之后，浇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些年来，做了一辈子农民的惠兰看着澳大利亚的水稻产量从每年100多万吨，减少到1.9万吨，令波及全球的粮食紧缺变本加厉。一直作为世界主要粮食产地的澳大利亚正在寻找出路。无论国家前景怎样，惠兰知道，反正种植水稻的科林巴利镇不会再有往日的辉煌了。会议结束后，一个农民兄弟过来问他：“嘿，你有什么打算，老兄？”
这是一个会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困扰着科林巴利镇的问题。有一阵子，居民们彻底绝望了，提出把这个镇子连带取水配额以24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国家。几天后，他们又变卦了，认定科林巴利还将是重要的粮食产地。
争论还将在科林巴利镇，乃至整个澳大利亚继续下去。而有些人尽管心里不情愿，却已经开始接受损失。文章开头的故事发生一年后，奶农马尔科姆· 阿德林顿卖光了他所有的奶牛，现在靠开中巴车养家糊口。种植柑橘的米克· 蓬图列罗连根拔除了一半的果树，承认自己可能无法继续搞种植了。这晚，在科林巴利镇，弗兰克· 惠兰也做了一个决定。
“哦，”他苦笑着对身旁的稻农兄弟说，“我打算回家，退休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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