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最优秀的人才来自国外。据统计，外国工程师占据了硅谷半壁江山。本土技术人员对此强烈不满，呼吁政府收紧移民政策。陷入困境的硅谷企业警告说，此举将使美国衰退，把优秀外国工程师拒之门外实则是在制造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签证遭拒的外国工程师也将在去留之间作出抉择。

　　移民，缔造硅谷奇迹

　　谷歌公司硅谷总部会议室里，几十名工程师济济一堂，准备讨论如何优化谷歌地图。可是，这一项目负责人、28岁的桑贾伊·G·马文库尔维却未到场。大家都在问：“桑贾伊在哪儿？”会议主持人说：“他的飞机将于9：30抵达。”

　　马文库尔维是一名印度移民，早在哈佛大学念书期间就帮助创建了“脸谱”网站。如今，他在谷歌公司驻多伦多办事处工作，是一群销售人员中孤独的工程师。

　　他持有美国工作签证，但那位同样出生于印度的新婚妻子却没有，于是他迁移到加拿大。“每一个美国人都对我说：‘朋友，我们无法让你留在美国，这十分可笑。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马文库尔维说，“我想，法律制定者们应当意识到他们有多愚蠢。”

　　像马文库尔维这样的移民是谷歌和硅谷的生命力。硅谷有一半工程师出生于国外，这一比例在1970年还只是10％。谷歌公司两万名员工中，有1200到1800人来自国外，现持临时工作签证；另有更多人已成为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公司内部餐厅专门设有印度和中国食品站。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的安娜·李·萨克森说：“这一代硅谷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带来了各国最先进的技能，这是前所未有的。硅谷集中体现了美国移民的成功，其他任何地方无可比拟。硅谷因为创意文化而显得十分可爱。”

　　硅谷各大公司纷纷表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技术人员已改变了IT业的面貌，他们带来了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是，自2004年以来，由于签证和移民政策越来越严格，这些公司很难雇到更多世界一流工程师。2008年，共有16.3万人申请现行法律规定的6.5万个工作签证，谷歌为300人申请，结果有90人被拒。马文库尔维只是无数渴望在美国工作、却被拒之门外的优秀外国工程师的代表。

　　抗议，来自本土工程师

　　马文库尔维的案例激起业界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讨论。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R·巴雷特说：“我们正在目睹美国这个经济大国的衰退和没落，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巴雷特批评美国的教育体系懒散，要改变这一现状尚待时日，但有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允许公司雇佣更多外国工程师。

　　谷歌每年花费200万美元用于处理移民事务，包括向政府游说、聘请律师等。微软公司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估计此项花费与谷歌相比只多不少。它的内部移民事务顾问团包括20名律师和工作人员。

　　“谷歌的下一代工程师正被拒之门外，”谷歌高级政策顾问巴勃罗·查韦斯说，“如果外国工程师不能为谷歌工作，这些人很可能回到印度，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然而，他的观点遭许多美国本土技术人员的反对。金·贝里是程序员行业协会负责人，他本人是一名工程师。该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代表美国本土出生的高技术工人利益向国会游说。贝里说：“全世界有20亿人想到加利福尼亚工作和生活，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如愿，有很多美国人想做这些工作。”

　　贝里认为，谷歌公司每年收到100万份简历，却招不到足够合格的美国人，这令人费解。而且，移民的到来压低了工资水平。按照法律，持工作签证的员工应当享有与本土员工同等的工资待遇，但实际上，有些雇主利用自己对外国雇员的控制权而压低他们的工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包括议员在内的很多美国人批评微软、英特尔等公司裁掉本国员工，却让持工作签证的移民保留工作。贝里是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本科毕业生，他说他的教育背景让他蒙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计算机这一行业最优秀的人才来自国外，他们都拥有常青藤学校的教育背景。

　　据统计，美国拥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中有42％来自国外，拥有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中有60％来自国外。贝里担心孩子们的就业前景。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工业大学攻读工程学专业。

　　贝里不相信技术移民是创新的关键，“以我的经验，外国软件工程师更喜欢闷在屋里。”

　　贝里的观点引起国会注意。“目前，并非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获得一份好工作，”参议员杰夫·塞欣斯说。他主张对移民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强调吸纳技术人员，甚至主张对申请人进行学术天分测试。但他反对临时工作者，因为这些人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回到祖国，把他们学到的东西带回去。

　　离开，还是留下来

　　当谷歌公司无法为它想招的员工取得工作签证时，它只好把这些人安排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通过召开视频会议沟通工作。

　　这种工作方式有诸多弊端，尤其是当视频会议的参加者一个来自加州、一个来自印度时。“两地有11个小时的时差，”谷歌研发负责人彼得·诺维格说：“加州的员工得熬夜，而印度的员工得起早。视频会议可以代替正式会议，但少了非正式会议，我们会损失工作进度，并且彼此失去信任。”

　　以马文库尔维为例，他住在多伦多，平时通过视频会议、电子邮件或短信与同事沟通工作，但他仍需每月飞两次公司总部、飞一次英国。他的生活因时区改变而变得混乱不堪。

　　根据签证法规，他的妻子不得在美国工作，除非他本人获得绿卡，而获得绿卡至少要等两年。为了与妻子一起生活，他选择去加拿大。对此，马文库尔维很气愤。他认为，鉴于他对谷歌公司的贡献以及他的缴税能力，美国应该欢迎他。自从谷歌上市后，他作为元老和功臣获得丰厚回报，每年上税超过20万美元。

　　他怀念曾经与同事朝夕相处的日子，目前的工作方式缺乏效率，他的精力被频繁的旅行白白消耗掉。他为不能在美国落脚而烦恼，而且他暂时也不能创建自己的公司，因为他不能离开谷歌，谷歌是他的签证担保人。

　　对于美国，他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感谢美国给了他无限的机会，“我热爱这个国家”；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国家没有给他同样的爱，“我的热爱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去留问题一直困扰马文库尔维。“离开谷歌意味着告别绿卡，”他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他，他可能选择留在加拿大。这个曾经在学生宿舍和谷歌公司走廊里悬挂美国国旗的印度人，如今在他家的客厅里悬挂了一面加拿大国旗。

　　附：美国移民政策变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家和企业家开始认识到技术移民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公司开始积极招募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1965年的《哈特－赛勒移民法》中强调了技术劳工的重要性。该法案规定，拥有一定技能的移民申请人可以优先获得永久居留权。

　　随着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提升，1990年国会划拨6.5万个临时工作签证给技术工人，即H－1B签证。这些签证由公司代表雇员申请，允许外国人在美国工作3年，到期自动延长3年。

　　国会划拨的H－1B签证限额曾两次提高，1999年为11.5万个，2001年为19.5万个。但在2004年，限额又回到6.5万个，另有两万个H－1B签证专门拨给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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