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近来有美国媒体讨论中国的“海归”不“亲西方”。其实应该把“亲西方”的定义界定一下：一是指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总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二是在国际问题、中外关系上，特别是中外关系中发生矛盾时，立场和态度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过去和现在，欧美国家的生活远比中国富裕，“海归”如选择不回国，基本都能过上比回国更好的物质生活。选择回国过较艰苦的生活，特别在前些年，这本身就充分表明“海归”不亲西方的生活方式，不亲西方的物质生活。

　　美国奥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漪：我2006年到美国留学，作为21世纪的留学生，感受可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不尽相同。我在留学之前，并非对美国一无所知，也没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国外的生活之于我并没有产生巨大落差。我们这一代可以获得西方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切实接触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机会也很多。如果说“亲西方”的话，我没出国之前就不“亲西方”。

　　和上一代留学生多集中于自然科学类专业的情况不同，现在，社会科学类和纯文科专业的留学生也在不断增加。以前国人根本不敢奢望的以学费昂贵著称的美国法学院教育，如今也因为有了更多奖学金的选择和国人普遍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变得触手可及。“刷盘子”这个曾经的留学“必备技能”已经成为历史。各种渠道和方式的经济资助和家庭经济支持也让留学生活不再是“洋插队”的代名词。在走出国门之前，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就清楚地知道西方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那里有和中国不同的各种制度，有我们职业发展需要的先进知识和经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念，仅此而已。

距离越近隔膜越清晰

　　《经济》杂志主笔陈言：我1989年去日本，第一次回国时发现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西方，思想意识等也发生了飞速变化，内心感到很意外。我在国外媒体工作了很长时间，发现和国内一样，也受到各种层面的限制，如果说先进也就是手段更巧妙一些。

　　出国经历本身就能让人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定。我特别感到语言文化与思维、价值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我的日语很好，经常给日本媒体供稿，但我研究日语和日本文化越深，越感到我和这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隔膜和距离，而通过中文理解中国文化总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共鸣感，所以越是了解另一个文化，就越能看清自己和母体文化之间那种无间的感觉。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学者何茂春：其实不仅是“海归”不“亲西方”，“海不归”也难“亲西方”。直接导致近期中国“海归”和海外华人“不亲”西方的是西方在冷战后的种种表现，而不是所谓中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使馆被炸、商船被搜、游客被打、商品受歧视、资本输出和并购受到抵制……这些不应有的欺侮、遏制和歧视引起海外华人不同于国内的感受。同时，西方舆论界中的反华宣传与偏见也让海外人士普遍反感：妖魔化中国政府、甚至是华夏文化，反华势力得到西方官方与民间的资助、纵容分裂主义……很多人强烈感觉到只有出了国才知道自己的亲疏定位。

　　郭漪：毕业后在美国的工作经历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祖国的发展和强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豪和骄傲，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发展机会。我的很多来自非洲、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羡慕来自中国的同学。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开始关注中国，寻找机会进入和拓展中国市场。在同样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优秀的同学同场竞技，我们来自中国，就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即使是在美国工作，我们也无比庆幸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楚树龙：一个人长到十几岁，其世界观基本确立，而确立以后改也难，就像科学家说一个人的胃习惯什么样的食物是四岁前确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爱吃家乡饭的原因。“海归”绝大多数是成年后出国的，这些人“洋装虽然穿在身，可心早已是中国心”，无论在异乡生活多久都改不了这个“根”。

不“亲西方”≠反西方

　　何茂春：其实，用“亲”或“不亲”来定义“海归”对西方的认知有局限的一面。“亲西方”不等于不爱国，“不亲西方”不等于厌恶西方。中国“海归”中最大莫过邓小平。他去西方求学求真理，回国后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奋斗了大半辈子，但他主张对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他曾让驻法大使回国时给他带了几个地道的法国羊角面包，他送子女去西方留学又鼓励孩子回国效力。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亲”与“不亲”的问题。很多海外华人回国后才惊奇发现，国内媚洋、崇洋、恐洋的人比比皆是。“海归”批评西方的言论，很多不是说给西方人听的，而是说给国内不了解西方的人听的。

　　楚树龙：“海归”真正看见了外国，感受了外国，因此他们对外国的看法、观念比隔岸观火的了解要更准确客观。绝大多数“海归”既不“亲西方”，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反西方”，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知道西方国家哪些方面不好，哪些方面还不错，对西方的看法和态度也就不会简单化、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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