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语言、习惯、礼节、习俗、手势、表情、还有规则、道德、法律等等，都可称之为文化或与文化有不少关联。对于多元社会来说，动辄就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形成误解，因此就格外需要沟通、理解、和宽容，尽管大多数差异可以得到解决，但也有一些解决不了了，就需要通过既定的规则去平息纷争，这还是一种文化，只不过，这不再是仅属于哪个少数族裔的特有的文化，而是加国社会通行的文化，以法律、道德等形式体现的、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那种文化。

　　近期一个国会议员身陷“保姆门“所引发的事件可对文化差异及其加国社会的文化做一诠释。

　　安省Brampton-Springdale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达娜（Ruby Dhalla），因2008年初开始雇佣两名住家保姆在密西沙加看护自己母亲，遭到保姆的投诉，她们于三周前的一次与省府官员（其中包括劳工和教育部长）的对话中提出了指控，声称每天工作10-12小时，周薪250元，职责范围超过家佣，她们被迫去洗汽车和打扫办公室，护照也被扣留。议员还答应帮他们办理住家保姆的工作签证，但未果。后来，两名保姆还指责接待他们的省府官员只是建议他们拨打免费热线，可当时热线还没开通。

　　议员则在辞去了自由党多元文化评论员的职务后表示，她并未参与两名保姆的的雇佣和监督，也不了解两人的情况。她坚称，她是清白的，反对党是就 借此“整人“，是有人想毁掉她的”政治生涯“

　　媒体披露了上述事件后，马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党争“。安省的在野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联手要求省自由党政府的劳工部长和教育部长辞职。原因是，在面对自由党的议员遭到这样的投诉时，二位部长有袒护的嫌疑，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还指责自由党的省长回避问题。省府的部长回应说，他们的职责是告诉妇女如何处理她们的投诉，而不是干涉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省劳工部长还借此指责执政的联邦保守党政府有关雇佣外国住家保姆的计划，影响了本国人的就业。省长则反击说， 反对党和记者只是将焦点放在议员身上，这并不合适，需要按照适当的程序来处理问题。

　　媒体的还在持续爆料和分析，又有第三位保姆出面诉说自己的遭遇，证实前两位所言属实。爆料的内容有她必须帮助女议员及她的弟弟擦鞋，而议员有很多鞋，她的薪水都是给的现金，在议员家干活很累，议员的母亲总爱指使人，她不能与雇主同桌吃饭，擦地板只能用手，不能用拖布。干活累了，不能到冰箱里拿东西吃。媒体当然也指责政府对家佣的指控没有采取行动。按照家佣的说法，《大中报》的一篇题为“不作为的厅长“的文章分析道：超时工作意味着没有遵守安省最低薪资法律；没有工作签证意味着雇主非法雇佣；现金支付工资而未报税意味着违反所得税法；扣押雇工的护照侵犯人权，所有这些指控都是严重的，尤其被指控者是一名国会议员。

　　现在，一切已进入程序。双方都已摆开阵势，并将有法庭来证实指控的真伪。

　　在我看来，这个引起了众多媒体和政党之争的问题，首先是文化冲突，进而形成了在加国社会里特有的社会冲突和解决路径。

　　假设家佣的那些指控是事实或接近事实，那么，这个发生在菲佣和印度裔的议员家庭内部的事务就有不同文化的因素了。菲佣在世界上很有名，来源于她们的语言优势和帮佣的职业化和专业程度。据称，菲佣的海外收入成为这个国家的创汇支柱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菲佣对担任家佣的职责大都非常清晰，对自己的权益的维护也较为“专业“。与此相对，印度人的等级观念则相对较强，佣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带有仆人与主人的成分并不奇怪。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对菲佣的指控和议员及其家人的做法应当有个较之以前更为客观的看法，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如果在同一背景下，以他们的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冲突的几率要小得多，即便有了冲突，也有更多的调和与相互理解的空间。

　　而现在，首先，当这一切发生在不同的族裔的人身上，自然就是针尖对锋芒的社会问题；其次，这些问题发生在加国，也就具有了加国社会的法律意义，法律意义在于这些已经可能触犯了法律，当然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是和稀泥；第三，雇主或雇主家人的国会议员身份使这个问题具有了政治意义，这一身份不仅也是这个问题的触发点，还使之更为复杂，更吸引眼球。但不能据此认为这位议员很冤，议员的身份使她具有较之别人更高的道德和法律标准，较之普通人，她会受到更多关注，也包括更多的指责，她的行为还引发了媒体、特别是政党对她能否公平的履行议员职务的质疑，甚至不排除有政敌利用这一事件置她于死地。所有这些都不是议员本人推卸责任的理由，从她担任议员的那天起，她就应当清楚，她可能受到的攻击。现在居然给政敌找到这么严重的口实，不是她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的。在近来自由党的民意调查屡屡赢得多数的时候，保守党有了这样的靶子，肯定要偷着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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