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的几个公司里做过绘图员的工作。这次不说工作本身，说说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形形色色，不仅是性格上，而且是人种上，更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目前为止，我还没遇见过在加拿大住了三代以上的人。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工厂的工程部门里。部门里多是白人，别的肤色也不少，讲什么母语的都有。我打电话向中国的父母家人报喜说我找到正经工作啦，母亲关心地问我，周围有没有同胞，是否觉得孤独？我说，我削尖脑袋往“主流社会”里钻还来不及呢，哪管孤独不孤独。

    中国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英语居然有十分相近的谚语：Birds with the same feather flock together。好像，人到哪都会不由自主地找自己的同类。比如肤色语言，或身材经历。

    见到第一个亚洲脸庞，我便不由自主问人家从哪来。他一愣，用纯正的英语说：“我是在加拿大出生的。我父母来自越南。”以后再到黄色的脸，我只敢点头笑笑，再不轻易发问了。一次，有个老太太要退休，各部门聚集餐厅为她饯行。一个矮小的亚洲女人朝我走来，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就是新来的中国人吧？”一时间，望着周围的大多数金发碧眼，我竟有些时空错位的感觉。她说她叫丽莎，中文名叫映雪，来自台湾，在加拿大快三十年了。我寒暄完，丽莎又说，公司里的亚洲人，只有我和她是说普通话的，还有个香港人，和几个一二代越南人。我惊异的是，她在善于适应环境的十几岁就来加拿大了，这么久，还要认我这个八杆子才打得着的老乡。

    不久后，我也认识了那个香港女人。路过她的座位，见到那熟悉的“招财猫”，我兴奋地用普通话说：“我看着你的招财猫真亲切啊。” 她耸耸肩，点点头，没说什么。可能是听不懂普通话吧。中午在餐厅吃饭，我认出了她的炒河粉，用英语掺杂着普通话说：“I like your He Fen”，她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好像，她并不太愿意和我这个与她有一点儿共同文化的同胞接触。语言上的隔阂，还是别的什么，使我们俩一直形同末路。

    有个印度人，名叫Ketan，我怎么听怎么像“小猫”Kitten。他是和我一样的所谓技术移民，比我早来加拿大三个月。我和他经常一起坐公共汽车下班回家，话题一拍即合，全都和新移民有关。对这个以前的近邻国家了解甚少，从 “小猫”那里才知道，英语在印度是官方语言，而且印度还是英联邦国家。所以，印度人技术上和语言上应该和加拿大是接着轨的。但是，爱唠叨的“小猫”经常抱怨，他原来是做项目经理的，到了加拿大却只能从低好几级的绘图员干起。原来住的是有佣人的小二楼，现在则是受人管制的公寓。他说他有一百万印度卢比，是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而折算成加元，还不够买房子的首期。他又说，他还算幸运地找到了好工作，他的几个博士朋友还在做出租司机，或电话推销员呢。他老婆原来是医生，迟迟还未找到工作。我想说，新移民都不易，熬着吧。英语却是干巴巴的：“Take you time. Take you time.”

    看着“小猫”丁零当啷的饭盒，想起他中午吃饭时满餐厅的咔哩味，继而想到他的一些言论，比如等级高下和重男轻女之类，我想，你技术语言接轨了，文化观念还得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轨的吧。当然，你不吃肉的习俗，也不必和吃带血牛排的人接轨。

    同样曾是殖民地国家，同样是有色人种，同样是技术移民，部门里还有个牙买加人，他来加拿大后两个月就找到了对口的工程师工作。不久，就和周围的人嘻嘻哈哈，对比他职务低的人指指点点。他吃的喝的说的，都接轨得很快。也许，除了他的肤色，这个来自殖民地小国家人的文化，早就被吞并了吧。这是欣喜，还是悲哀呢？

    后来，我不幸被这家工厂解雇，失去了所有的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很久后，我在公园里带孩子玩，竟偶遇印度人“小猫”。他黝黑的脸上春风得意，说他还在那家工厂里，职位提升到与他原来的差不多了，工资涨了一倍。他老婆也能够挂牌行医了。我说：“你真是幸运啊。我的几个学医学的朋友，还在吭哧吭哧念书接轨呢。”我当然说得没像中文那样富于色彩。“小猫”说：“我想加拿大适合了我。我要在这里常住下去的。”也不知，是谁适合了谁。

    我辗转又找到了同样职位的工作。这个小工程公司的人，多是英格兰移民或后代。几个人聚在一起时，说些故乡的风景，说些爱尔兰人的笑话。我渐渐明白，他们说爱尔兰人，就像我们天津人笑话四郊五县的“老坦儿”一样。我只是听，不去掺和。当然，掺和，也不知怎么取笑人家爱尔兰人。

    中午休息时，有时大家一起玩联网文字游戏，有人邀请我一起玩，我尴尬地说：“这比我解数学题还难呢。”没那文化底蕴，就是专门学英语出身的，怕也玩不了这游戏吧。听着左邻右舍此起彼伏的一惊一咋，我心里下决心，一定把第二语言学好。过了随风潜入夜的年纪，语言和文化，可不是都要用心去学的？

    老板的儿子瑞安大学刚毕业，也在这个公司里，座位离我不远。他的同学盖文经常来看他，有时约定去看冰球，有时就是来闲聊几句。一来二去，盖文与公司里其他人也熟了，说说笑笑的。让我郁闷的是，他每次来路过我的座位，竟像我不存在似的，从不和我打招呼。大家一起闲聊时，我有意掺和进去哼哼哈哈，盖文却从不看我一眼。我曾尝试和一群人说话时只看一个人，做不到。不知盖文哪来那么大的定力。我很难过，不知这是否就是无言的歧视。我衣着整齐，不说脏话，也不会说脏话，发音基本准确，尽力避免语法错误。可能，二十四岁的没出过本省的小青年，和快奔四十的不同肤色的孩儿妈，本来也没什么共同话题。我见到盖文，仍然主动哈喽一声，保持我的一点礼貌和自尊。

    好在，大多数人对我表面友善。二老板蒂姆说，他早年随父母从英国中部移民到加拿大，很理解举家迁往一块陌生土地初期的艰难。他小时候的乡村口音曾被人嘲笑过。我很感动他的话，说，我的耳朵听不出你有非加拿大口音，我相信我的孩子们将来会比我的生活好得多。

    我喜欢上了这所小庙，一待就是四年。我不仅自己不断调整适应着“他们”，也渐渐把东方文化以我的肤浅方式传给了“他们”。猴年初始，有一次，蒂姆抱怨与我们合作的施工方错误理解了图纸意图，并以讹传讹投入施工，造成了不大不小的经济损失。他说，这真是“Monkey see monkey do”（胡闹）。我说：“This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y are doing monkey business.”刚刚看过玛丽莲梦露的老电影《Monkey Business》，我现炒现卖，让蒂姆笑得直咳嗽。

    现在，“他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属相；知道我和多数中国女人一样，结婚后不和丈夫一个姓；也懵懂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广东话在大陆不是像法语一样的官方语言，等等。

    其实，不论语言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互相交流沟通才能互相理解。我现在肯定还是同事眼中的华人，就像加拿大的印度人在我的眼中还是印度人一样。经过几年“思想改造”，我中国心尚存，但肯定也掺进了些别的，不知能不能叫加拿大心。各民族融洽相处，共同汇入主流时，也可以你中有一点我，我中有一点你。我相信，这个号称民族马赛克的国家，会因此更加包容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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